一场轰轰烈烈的米兔运动，将职场的性别不公揭露得淋漓尽致。回望百年前居里夫人的人生之路，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如今的我们又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11月。当时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怀揣科学梦想，并对科研圈的男女不平等愤愤不平。8年过去了，我毕业、工作、创业、结婚、生子，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一场轰轰烈烈的米兔运动，依然将职场的性别不公揭露得淋漓尽致。
愿所有的女性都可以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己的梦想，为我们的女儿们（包括小桃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1891年10月，年轻美貌尚为单身的居里夫人——哦，她当时还叫玛丽·斯可洛多夫斯卡（Maria Skłodowska）——离开祖国波兰，来到巴黎索邦大学求学。在这之前，由于长辈在国家动荡中散尽家财，母亲又因病早逝，玛丽的家境已是贫困潦倒。她不得不与姐姐商定：先工作两年以供姐姐到巴黎读书，直到姐姐拿到学位后，再供她学习。于是玛丽寄人篱下，做了几年家庭教师，才来到巴黎学习物理。
2010年3月，松鼠会方弦同学把我带到了位于巴黎五区的居里夫人博物馆，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多年前玛丽工作的实验室的模样。在瓶瓶罐罐的化学试剂旁，挂着一件有白色圆点相缀的深蓝色连衣长裙，俏丽却不失庄重。这便是玛丽当年实验服的模样。在玛丽工作的年代，科学界里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为铀射线。玛丽决心以此作为博士工作的题目。
她使用丈夫皮埃尔所发明的静电测量仪，发现铀可以使周围的空气带电，并由此得出铀化合物的放射性仅取决于其中铀的含量。
1903年，玛丽获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她与丈夫（也是导师）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玛丽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1904年，玛丽产下了第二个女儿。两年后的一个暴雨天里，皮埃尔车祸去世。玛丽痛苦不堪，甚至可能得了抑郁症。
索邦大学物理系决定将皮埃尔的主席职位，连同实验室的主管职位传予玛丽。玛丽从工作中寻得了慰藉，逐步从生活的巨大阴影里走出来。1910年，玛丽独立分离出纯镭金属，并获得19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成为除鲍林以外，唯一一位收获两个领域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玛丽也许不会想到，百年后她已成为“女科学家”的代名词。她更不会想到，在遥远的中国，“女科学家”，连同“女博士”，已沦为贬义词。在美国一些“硬科学”领域（物理，计算机科学等），有一个“泄漏的管道”（leaky pipeline）的说法：从本科、博士、博士后、讲师到教授，以至顶尖科学家，在这条科学职业“管道”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泄漏出去，离开了科学领域。
在居里夫人的人生里，她又怎么去面对比如今严重许多的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早在年轻的玛丽刚取得索邦大学的学位时，她曾申请回到波兰克拉科夫大学（Kraków University）从事科研工作，但迅速被拒绝。有传记称，这是因为当时的波兰大学对女性科学家有歧视。即使在她已经获得两次诺贝尔奖之后的1911年，法国科学院依然由于对女性的偏见，没有将居里夫人选为科学院院士。
在居里夫人博物馆里，我翻着各种照片，看着年少如花的玛丽成长为两鬓斑白的居里夫人。不变的，是她永远坚定毅然的眼神。每每与她对视时，我觉得心底有种力量冉冉升起。我想起美国女物理学家耶洛（Rosalyn Yalow）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后的演讲：“我们不可能期待在短期内，有所追求的女性都将获得平等的机会。但如果女性已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就必须相信自己，否则别人就不会相信我们。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渴望，与获得成功的能力、勇气与决心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肩负起责任感，努力使后来的女性的道路能够好走一些。如果我们开始解决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个世界就不会承受人类一半智力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