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电影《奥本海默》横扫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斩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在内的7项大奖。
对于电影《奥本海默》，其同名原著传记作者凯·伯德评价说，“这部电影是一个惊人的创作，它忠实于原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改编，它把书变成了其他东西，艺术性地变成了另一种媒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作为传记作家，我很幸运地让克里斯托弗·诺兰改编了这部电影。”
诺兰电影《奥本海默》的热映，让奥本海默这位已逝世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家重回大众视野，电影中他所展现出的才华、良知、忠诚、坚忍……让无数观众深深感动。这部影片的原著传记和灵感来源《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是关于奥本海默最完整的一部传记，写作时间长达25年，本书作者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参考了超5万份文献记录，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
影片《奥本海默》精彩地呈现了原著精髓，而电影的主创人员，也对原著十分推崇。诺兰说，“如果没有凯·伯德和马丁·舍温的原著，我想我是不会拍这部电影的。”他盛赞《奥本海默传》“全面翔实，巨细无遗”，在电影拍摄前还专门找到凯·伯德，给他看了全部剧本；基里安·墨菲也在对前往片场探班的凯·伯德说：“你的书在这里是必读书。”
2023年12月26日，诺兰电影《奥本海默》的同名原著传记《奥本海默传》作者凯·伯德，与《奥本海默传》中文版译者、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奥本海默传》审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谈，探讨传记与电影背后真实的奥本海默。
为什么要读奥本海默？汪冰认为，科技越发展，会带来另外一种挑战：我们会不会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
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是一个特别紧迫的话题，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第二个问题就是，奥本海默生于一个长于一个混乱的、不确定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如何找准内心的方向？奥本海默的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最后是，奥本海默在1954年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审判，但是直到2022年12月，美国能源部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才做出决定，要为他平反，推翻1954年的错误决定。
即使在2022年，这个决定依然遭到了一些律师的反对，但是美国能源（部）部长坚持说：我们的历史书需要加上一页，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当掌握真相的科学家被噤声的时候社会将面对什么。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凯·伯德：这部电影我看过六次。每次我看它，我都会看到我在以前错过的东西。这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细致入微的电影，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它是好莱坞的奇迹，因为它非常忠实于原著，非常忠实于历史。
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我能讲这个故事吗？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克里斯托弗·诺兰邀请我飞到加利福尼亚。第二天早上10点，他陪我走进一家空荡荡的IMAX影院，一家巨大的影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陪我走到他认为最完美的座位，就在中间，然后他退到过道尽头的一边，给我一点隐私。我看了这个三个小时的电影，它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能认出出自书中的整句对白。
它让我想起了马丁·舍温和我写这本书的那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马丁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不幸的是，他在知道诺兰要拍这部电影的两周后就去世了。
无论如何，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很感动，最后我站起来，沿着过道向诺兰先生致意，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并在他耳边低语：“这太棒了。”然后我转向他的妻子艾玛·托马斯，她也是他的制片人。我圆滑但认真地说：“你知道大多数作者认为书总是比电影更好。
我担心的是，人们会来看这部令人惊叹的电影，他们会认为电影比书更好。”他笑着说，不，不，我相信这不是真的。这部电影是一个惊人的创作，它忠实于原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改编，它把书变成了其他东西，艺术性地变成了另一种媒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作为传记作家，我很幸运地让克里斯托弗·诺兰改编了这部电影。
汪冰：书全景式地介绍了奥本海默从年轻时期到他衰老、到他听证会之后的人生。电影三个小时容量有限，书比电影蕴含了更多的信息。
凯·伯德：这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在书中你能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讲述更复杂的、细致入微的故事。例如，电影没有对奥本海默童年的优越生活、他在纽约市长大、他的父母非常富有进行任何描述。而且，电影没有描述他的教育情况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但电影捕捉了他的个性。我很高兴它讲述了奥本海默的个人生活，以及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对科学项目（曼哈顿计划）的领导。最重要的是，他的人生跌入低谷的故事。
汪冰：奥本海默一个重大的成就是他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主管。其实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所有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人都开玩笑。电影当中也有提到，他连个汉堡摊儿都经营不了，如何能经营曼哈顿计划。但结果他成了“原子弹之父”。
凯·伯德：1942年的奥本海默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管理工作，除了几个研究生。所以人们很惊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格罗夫斯将军选择了奥本海默。但当格罗夫斯于1942年在伯克利面试奥本海默时，他意识到这个38岁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尽管他没有像许多他们为这个秘密计划招募的科学家那样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非常聪明，非常有野心。他有一种其他科学家缺乏的品质——他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谈论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面临的问题。
汪冰：历史虽然经不起假设，当我们以后见之明来分析奥本海默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也许很多事情发生也不是纯粹的偶然。比如方老师刚才讲到了，奥本海默能够调动别人最好的一面。在传记里有写到，格罗夫斯跟他的手下的军人就说，把这些小孩子哄好就行了。对他来说，科学家就是脾气非常不好的、难哄的孩子。但是奥本海默用他的人格魅力，让每人都能展现他们最好的一面。
汪冰：奥本海默和电影当中施特劳斯之间的纠结，这种恨、这种职场上的矛盾，对奥本海默的人生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奥本海默是如何应对他和施特劳斯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或者他做错了什么，做对了什么？
凯·伯德：这是一种有争议的关系，这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不好。奥本海默的性格中有一种偏好，他可以对学生和他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普通人非常贴心和耐心，但是当他在权威人物或自称和他水平相当的人面前时，他有时会表现得不耐烦、轻蔑，甚至粗鲁。刘易斯在电影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书中也是如此。
汪冰：我作为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对施特劳斯这个人物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看电影也会发现，他其实一步步在构陷奥本海默。书里有一个描述，他长得像猫头鹰一样，外貌是非常精明狡猾的。我看到一个知识分子被一个政客、一个商业大亨，用他的各种手段所构陷、所陷害的时候，我当时翻译的过程是非常愤怒和生气的。但是当我把这本书翻译完了之后，我突然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汪冰：电影中有几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对话的场景，但这些对话在历史上从未存在过。那么，您对诺兰改编的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凯·伯德：在诺兰的电影中，包括开始和结束，都有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私人对话。诺兰作为电影制作人，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在私人谈话中说了什么，但我明白他想要做什么。首先他试图描述奥本海默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次带着读者进入奥本海默的世界的一个尝试。并阐释他和爱因斯坦的关系，他们实际上是朋友。从技术上讲，他们是同事，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是爱因斯坦的上司。事实上，爱因斯坦没有上司，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是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他们都是物理学家，他们是朋友，他们互相尊重。
汪冰：刚才讲到了原子弹的发展，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可能其带来的后续影响，也不啻于原子弹和原子能。科学家是不是只要研究科学就够了？是不是不用为他们的结果和后续影响负责？我还想问凯先生害不害怕有一天AI让传记作者没有饭吃？
凯·伯德：这确实是一个担忧（笑）。但我知道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显然正处于另一场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的前沿。
我知道那些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人，就像萨姆·奥尔特曼。确切来说这一时刻是另一个“奥本海默时刻”，这意味着这是历史上的另一个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后果的时刻。再一次，我不认为我们能阻止科学的发展。我们不能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我们可以从奥本海默在开发原子弹以后说的话中吸取教训。我们需要长远和努力地思考，我们需要从正在开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专家意见，如何控制它，如何监管它？
如何利用它来获得好的利益？但如何排除一些人工智能的困难方面，例如，我认为应该用某种方式来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控制对我们所有个人隐私的潜在侵犯。我们需要能够保持我们的私人信息的私密性。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规范媒体方面的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假新闻故事，假照片，假的引用，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的妻子有一天要求ChatGPT写一段关于凯·伯德的传记。
生成了一个段落，说凯·伯德是一位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美国传记作家。但我从没教过书，是它编的。我们的社交媒体需要编辑。我们需要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它所说的话的证据，我们需要脚注，我们需要看到原始材料。并且应该有一种方法让萨姆·奥尔特曼和他的同事对人工智能进行编程，这样就有了护栏。但无论如何，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奥本海默时刻”。
我们需要更多像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可以站出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谈论我们周围的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和政策影响。科学家应该有意识地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你停留在了你专业的狭窄道路上，而不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信息。我们实际上需要有知识的科学家，他们了解技术来教育我们，而不是对我们发号施令，而是教育我们如何争论科学及其影响。
科学家确实需要为他们的研究承担责任，他们需要向我们解释我们所面临的理性选择。
方在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比较乐观。我觉得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出现带来的恐惧，只能是通过新的（技术）来解决。
汪冰：我听了两位嘉宾的意见，我就想到了我读这本传记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也许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原子能、基因编辑或者人工智能，而是我们的智慧和我们手中所掌握的力量之间的差距。
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父母、比2000年前的哲人更智慧了？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一点。在书里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触动，就是奥本海默的老师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他希望他的学生不是更聪明，而是更智慧。我想了半天，聪明和智慧是什么区别？后来我有一点点感悟，聪明是想办法去得到，而智慧是知道我们终将会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