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欧洲人殖民过的非欧洲地区，五个世纪之前相对富裕的地区（例如墨西哥、秘鲁和印度）今天相对贫困，而原本相对贫困的地区（例如美国、智利和澳大利亚）今天相对富裕。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简写为AJR）三位学者最早指出这一财富逆转的现象具有理论意义，并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
他们认为，殖民者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前者严厉攫取，后者宽容培育，因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完全相反的影响。
Chanda，Cook和Putterman（简写为CCP）最近重新分析了这一命题，但是用人口而非地理区域作为分析单位。在CCP把人口而非地区作为分析单位时，财富逆转的现象消失了：例如，今天的美国确实是从公元1500年开始变得富裕，但是今天占据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欧洲人早在公元1500年前已相对富裕，对他们来说不存在逆转。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Jared Diamond新近在PNAS上发表文章，认为双方的讨论折射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重大问题。把直观概念（例如质量、温度、财富和创新）“操作化”的问题往往非常困难，社会科学尤其如此。AJR讨论财富逆转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财富。但是财富这一直观概念很难直接测量，必须先操作化。
实验科学家们常用的概念往往无可争议，尽管也需要进行操作化。社会科学家和实验科学家操作化的工作实际是类似的，但社会科学家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奇怪的是，许多实验科学家甚至政客们看不起社会科学，冷嘲热讽甚至要削减经费。
Diamond认为前者侧重制度，后者侧重人力资本，都有很大启发。但是他指出在这二者之外，殖民者的带来的生物内容也影响巨大。欧洲人带来了疾病、基因和作物、牲畜。
欧洲人带来的文化，包括中央政府、社会分层、先进技术、市场经济等因素，滥觞于公元前9000年两河流域的肥沃新月，欧洲人在公元前7000年学了过去，得以传承与发展长达几千年。今天美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挣扎，不正说明这份庞大的遗产还需要更长的历史才能消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