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是中国人的大喜事，特别是中国医学界。希望她的获奖，可以为我们医药界扬眉吐气，可以让国人更懂科学，更尊重科学，让更多的青年人热爱医学，以此来提高中国的医药事业。然而，在庆贺屠教授获奖时，除了欢呼，我们更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个奖代表了中国中药的胜利?对于获奖的消息，看到最多的标题似乎都是说中国的中药成就。这真的是中药的胜利吗?不，它只能是中国制药的一个榜样。
在中国，我们对科学的定义，少有逻辑性的严密推敲。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药品定义：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根据这一定义，制药应有三个核心点：1、药物要有明确的机理同时有明确的适应症：青蒿素被阐明能有效抑制疟原虫，特别是对耐奎宁的疟原虫都有效，这个机理是获奖的理论基础，并且，任何人都可以再重复试验结果;2、要能规定用法：青蒿素，由于其活性，生物特性，目前用法是注射，疗效好;3、规定用量：这一点最难，精确到能规模生产，质量控制，药物的有效期，每一条都是现代制药的标准。
谁做到谁就成功，屠呦呦做到了，所以其他人不服也不行，因此这个功劳没法大家分享。目前国际上要创新一个新药，以上三点是基础的工作。实际上，最早用传统药取得国际成就的中国科学家是：陈克恢教授。他是中国药理学家，中药药理研究的创始人，1898年2月26日生于上海，1988年12月12日卒于美国旧金山。
1924年，陈克恢与其协和同事Carl F.施密特共同从中药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并发现其多方面的生理活性，很快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干草热和其他过敏性疾患。这是以天然产物为先导化合物，开发新药的范例。屠呦呦，只是后来的一个幸运儿。当今，利用传统药取得国际认可成就的还有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这是张亭栋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首先使用。之后，经过王振义院士，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团队阐明其机理。
植物药不是中国中药的专利。我们要知道，在讨论植物药时，我们总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中药。而事实是，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全球各种族人民都有使用植物药的经验。比如，可以称之为现代制药第一传奇的乙酰水杨酸 – 即阿司匹林(aspirin)，才是人类传统植物药转化成工业生产的典范。
其伟大之处在于：1、现代制药中最古老的药，且至今未被淘汰;2、它的发现是先从植物中分离出来，然后化学改进合成生产;3、奠定了现代制药的基础。对阿司匹林的赞誉可以用John A. Baron教授的话概括：“假如我将身处荒岛，如果选择随身携带某种药物的话，那么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阿司匹林。”远古时期，古希腊和古埃及人就用柳皮(willow bark)来缓解疼痛。
著名医学家、希腊医生Hippocrates(460 BC –370 BC)和Galen(129 – 199/217)均在其论著中描述过这一作用，Galen还第一个记录了柳皮的退热和抗炎作用，当然这些记录是远在现代循症医学建立之前完成的，主要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总结和道听途说，靠这种方法总结出来的药物无论传统西医还是中医多半都不靠谱，当时柳皮混杂在众多只有安慰剂之的草药中。
直到19世纪，随着化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才成功从柳皮中提取化合物。
1826年，意大利人Brugnatelli 和Fontana发现柳树皮含有一种名为水杨苷(salicin)的物质，但他们得到的样品纯度还很不够，1829年法国化学家Henri Leroux改进了提取技术，他已经可以从1.5公斤的柳皮中提取30克的水杨苷了(30g from 1.5kg of bark)，该物质虽味道苦涩，却可治疗发烧和疼痛。
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的水杨酸(salicylic acid)，药效要比水杨苷更好。1859年，德国人以上述发现为基础，发现人工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因此水杨酸得以广泛地应用于治疗关节炎等疾病引起的疼痛和肿胀，以及流感等疾病引起的发烧，第一个现代药品就这样诞生。
(来源：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42011/)实际上，以此种方式成功的药还有许多，其中大名鼎鼎的有：紫杉醇，吗啡，奎宁，… 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以植物成分分离后，直接作为药物制剂使用的批准目前在临床上应用的不多，原因是植物分离出的药物成本过高，许多不稳定，需要化学结构修饰，并以化学合成的方式来规模化生产。
比如，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蒿甲醚，就是屠呦呦成功分离青蒿素，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科学家据此结构式，经过化学合成修饰得到的新药物。以美国FDA为例，植物分离出来的药作为原料生产，最近20年审批中一共只有两例获批：1、2006年，FDA批准第一个复合成分植物药，用于治疗人类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所引起的生殖器疣。
生殖器疣是一种常见且在全球快速扩散的性病，发生在生殖器及肛门附近的良性皮肤肿瘤，不仅具感染性且不易治愈。Veregen是一种局部外用的软膏，主要成分是绿茶的水提取物，用于涂抹治疗。2、2012年，FDA批准第二个植物药Fulyzaq，用于治疗艾滋相关性腹泻。许多使用抗逆转录药物的HIV患者出现腹泻，并且常常导致停药或改用其他药物。这种腹泻不是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所致，之前尚无药可治。
临床试验证实，每日服用两次Fulyzaq，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腹泻症状。Fulyzaq的主要成分是秘鲁巴豆的红色提取物，成分复杂。中国是唯一有草药药典的国家，允许直接用植物制剂在临床上使用。如果以现代制药的药品定义来看这个现象，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中药药典的科学性。参与现代科学国际竞争是中国制药的出路。科学无国界，无宗教，无政治，无种族。用科学方法研究得到的结果，永远大于人际关系得到的有泡沫成分的成果。
同时，科学无捷径，机遇只会落在有准备的头脑上。有人说屠呦呦是无院士名头，无国外教育背景，无SCI文章的“三无”教授，也许在中国她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她的成就走向了世界。距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事情已经过去40年余。国人要是识货，早该给其赞誉写入史册。未曾想到，她被获诺贝尔奖，人人都成大师成文议论中国医学之伟大，似乎我们制药落后，医闹，看病难的现实都消失了。
近百年，中国被动荡的战争政治斗争浪费了许多科学天才。现今，知道廉耻也许是吾辈的历史责任。而屠呦呦教授获奖后，有许多人把她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祖先的成就。事实上，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中国科学家也是大海捞针，它是从200多种中草药中选取出的众多用于治疗发热的物质中的一种。
祖先之前的方法根本治疗不了病，基于青蒿素的物理特征，我们认为青蒿的传统用法——在沸水中煮，然后让病人喝下汤药，在治疗疟疾上并没有任何效果，因为青蒿素在高温沸水中是不稳定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是瘟疫盛行的国度，治疗疟疾的成功率极低，疟疾成为热带地区的主要致死疾病，直到引进硫酸奎宁药有效治疗，并使用科学的流行病学预防的方法(如杀死蚊子、使用蚊帐等)才良好地控制了疟疾。
屠呦呦的获奖更加验证了：青蒿素的案例是中国现代制药成功的典型案例，但不能以此来论证中医药的有效性。现代医学要求任何治疗疾病的方法，其机制及其成分必须要有科学数据所证实。其实，青蒿素的发现反而证明传统熬中药治疗方式可能是无效的，如今我们有许多还在使用的传统方剂，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甄别有用的和无用的。应当永远记住：做药物研究的人，挽救人的生命，让人们生活的更好更长久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固然值得为屠呦呦教授骄傲，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自满。要看到，在世界制药行业的大家庭中，我们所占的份额极少，与人口大国的身份相差甚远。如果屠教授的获奖，能成为提高中国研发能力和提高中国制药业的水平的助推剂，那才是中华之幸事。中国科学需要逻辑性，推演法。在此基础上，希望屠教授的诺贝尔奖能让中国的新药研发人员，更加有信心开发出世界级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