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去哪儿了？”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设立“女科学家论坛”，探讨女科学家群体面临的特殊问题、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呼吁关注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把女科学家作为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保护或支持，更不是降低科学评价的标准，而是呼吁正视女科学家群体在科研道路上面临的独特挑战，给更多人以追求科研事业发展的公平机会。
《赛先生》推出“女科学家专栏”，旨在推介优秀女科学家的工作，分享她们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够带给更多人勇气和温暖。
吕植是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发起人，曾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保护国际等国际NGO任职。她长期在野外工作，致力于生态保护，是世界上与野生大熊猫相处最久的人之一。她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吕植是怎样踏上生态保护之旅的？
她如何观察和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隐含的变化和关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如何在保护事业中相互交叉渗透？当前的自然保护事业需要哪些力量？她又是如何看待科学研究中的体制和性别问题的？近期，赛先生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吕植教授。
吕植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对自然的了解更多是从书籍中获得的，一本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行日志》让她对未知的自然和生命怀有好奇。大三遇到正在做熊猫研究的潘文石老师后，她决心在野外做生态学的工作。吕植自知鸟不如学生认得的多，植物更是学了就忘，但长期的野外工作，让她慢慢建立起与自然之间某种整体连接的直觉。
吕植在不断尝试学科之间、学术与实践之间的互动。
像任何一个从兴趣出发的研究者一样，对她来说，研究是问题驱动的过程，无需顾虑方法和技术上的学科边界，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譬如，作为生态学研究者，她是国内最早使用分子方法了解熊猫种群遗传状况的人之一，目的是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她认为，生命科学在技术进步、向更微观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在向更加综合的视角进步。
微观生物学与宏观生物学的交流能深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环境变化与基因表达的互动如何深刻地影响生命对环境的适应和响应。
吕植原先一直认为，人性是趋利和短视的，但在信佛教的藏区，从未有人问过“为什么要保护”，即使并不富裕。大昭寺一位磕长头的老太太祈祷的是世界和平，人人健康幸福，而不是自己平安或发财，这令人惊异，挑战的是“发展阶段论”的范式——发展学认为温饱解决前人们不会考虑环境问题。
吕植于是意识到人性有可塑性，这种可塑性由信仰和价值观而来。人在价值判断中考虑的“利益”可以是更大的利益，不仅仅是金钱，也可以是村庄的认同感，村民因为有雪豹而自豪；可以是信仰，人们不愿外人在他们的神山上采矿，所以希望那里有更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人的价值判断对生态保护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改变观念来改变人的行为是最根本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