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最初孕育就是在冯康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而对于中国计算机事业初始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也正是与冯康结下深厚师缘的华罗庚。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冯康开始为中国的计算数学踏开先河，也开始为计算数学的未来运筹帷幄。他习惯昼夜奋战，也沉醉热火朝天，他用澎湃的心赋予了时代最美的颜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康一家人终于再次聚到了一起。冯康虽然可以重新站立，但由于卧床久了，身体还处于虚弱的恢复期。他开始尝试寻找工作，觉得自己必须工作。1945年9月，冯康被在抗战中西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数理系聘为助教。1946年8月，冯康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不久后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一年半后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教。
1947年初，冯康来到了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冯康结束了孤身一人的自学阶段。他不断地参加数学讨论班，拓展视野，更有幸师从陈省身、华罗庚等中国当代知名数学家，近距离聆听名家的亲身教诲。1947年到1948年，陈省身先生曾在清华大学主持过数学讲习班，冯康慕名参加了陈先生的讲习班。
1948年12月，清华大学已经先期解放。冯康开始从基础数学的研究做起，他最初研究工作集中在殆周期拓扑群理论。他以其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良好的研究素养解决了极小殆周期群的表征问题，初步展露他的数学才能。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回国，冯康有机会与崇敬的数学大师共同探讨数学难题，更可以面对面与数学大师交流共事。
1951年3月，冯康被选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不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的研究生，冯康前往苏联莫斯科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进修。在苏联，冯康师从著名的盲人数学家彭特亚金。彭特亚金专攻拓扑群与拓扑几何学，他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拓扑学和最优控制理论。
1953年，冯康的脊椎结核病痊愈，他不得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提前回国。回国后，冯康继续在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55年，冯康将盖尔范德关于广义函数的文章翻译发表在《数学进展》上，引起了《数学进展》主编华罗庚的注意。华罗庚对冯康在广义函数方面的研究大加赞赏。
1956年，冯康在数学研究所期间也曾给新分配的大学生们办讨论班，教习题课。1957年，冯康在《数学进展》上发表了题为“广义函数的泛函对偶关系”的论文，同年还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广义梅林变换”的论文。这些论文标志着冯康的数学研究工作经过牛刀小试，已经初见成果。
1957年初，冯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工作。冯康调到三室时担任三室主任的是徐献瑜，副主任是张克明。冯康调入三室后，负责三室业务的全面指导。三室成立之初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分为六个小组，冯康主要工作就是指导一、二组进行科学计算。
1958年2月，计算所与数学所由临时办公的西苑大旅社迁往中关村落成的新科研楼。冯康所在三室的办公地点就位于这幢“北楼”的三楼。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终于试制成功。在冯康的带领下，三室利用自己编写的程序在这台机器上，进行了多项计算。
1959年9月，104大型通用计算机研制成功，104机在科学计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59年底，三室利用这两台计算机完成了八十多项计算任务。1960年代初，三室已经发展成为具有200多人的计算数学队伍。在冯康的全面指导下，三室完成了国防与国民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数百个重大计算课题。
1961年，在广东省汕头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计算技术经验交流会，冯康建议三室在解决实际任务的同时，要开展理论研究。1963年在张克明的支持下，三室成立了第七研究组，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第七研究组的成立标志着三室在计算数学研究方面由理论到实践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
1964年，在冯康的主持下，《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创刊，每季一期。第七研究组发表的文章占了这一期刊文章的一半左右。好景不长，当文化大革命袭来的时候，随着七组解散，这个仅仅诞生了两年半的杂志也被迫停刊。
冯康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的科学家，他于1920年9月9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代后期，他独立于西方创造了有限元方法理论，1980年代末期，他又提出并发展了求解哈密顿型方程的辛几何算法。虽然离世已经近30年，他的学术影响还在持续，特别是他对有限元方法的伟大贡献是青史留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