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血与中东的火，都是文明的创伤。每一片废墟，都是曾经的辉煌。右手是东方，左手是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原点在阿拉伯半岛，位于旧大陆的中央。从欧洲看过去，这里属于中东，从亚洲看过去，这里属于西亚。在穆斯林向北扩张的路口，右手是东方，左手是西方，“伊斯兰世界”就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碰撞、生长。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伴随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传播，地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帝国逐渐形成，西欧人根据罗马公教的传统称之为“萨拉森帝国”，中国人则根据波斯语称之为“大食”。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阿拉伯帝国新兴的阿拔斯王朝与全盛的唐帝国在中亚正面交锋。是役，唐安西副都护、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兵败怛逻斯。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自此无力西顾。阿拔斯王朝逐步取代唐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丝路霸权。
公元1258年，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攻陷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阿拉伯帝国覆灭。41年后，伊斯兰化的西迁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十一世终究没有等到西方教会的援军，孤城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巨炮的轰鸣中陷落。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年轻的征服者，苏丹穆罕穆德二世成为罗马和伊斯兰两个世界的主宰。
穆斯林完全掌控了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焦虑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不得不把赌注压向浩瀚的大西洋。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西欧正处于西罗马崩溃后的中世纪，正是“伊斯兰世界”的辉煌时代。八世纪中叶，被阿拔斯王朝推翻的倭马亚家族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为中心确立了后倭马亚王朝。10世纪，什叶派穆斯林控制北非，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了法蒂玛王朝。至此，“伊斯兰世界”控制了从西班牙到印度北部，从北非到中亚的广袤地域。
驱动这个扩张过程的，除了领主对土地的渴望，商人对财富的渴望，还有穆斯林对知识的渴望。“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是一句流传很广的穆罕穆德圣训。漫长的中世纪，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伊斯兰政权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
公元九世纪，阿拔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设立类似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智慧宫”，穆斯林通过传教、贸易、外交、战争等手段，汇集、翻译、研究和保存东西方文化遗存并加以改进和发展，包括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和中国的技艺与哲学，其中有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契丹火药”等，也有来自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托勒密的《至大论》等。
尤其以亚里士多德学说最受穆斯林学者重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整理与诠释逐渐发展出了流行于阿拔斯王朝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流行于后倭马亚王朝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显学。这对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和后来进一步向古希腊溯源的文艺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中世纪的欧洲人习惯把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理解为一个受基督教异端影响的人物。
可以说，中世纪欧洲对穆斯林“伊斯兰世界”的敌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督教世界”自身分歧与矛盾的映射。这种内部矛盾也导致他们对萨拉森人或穆斯林的看法并不总是负面的。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大致有三位来自东方异域的军事统帅给中世纪的西欧带来了强烈的震撼，除了被呼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和成吉思汗，还有时间上处于二者之间的萨拉丁。
萨拉丁是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终结者，也是阿尤布王朝的开创者，作为穆斯林的守护者和基督徒可敬的敌人，同时在两个世界享有盛誉。他活跃的时期正是“十字军时代”，这是后世基督教与伊斯兰两个世界煽动仇恨的历史渊源。公元1095年，罗马公教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自此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激烈对抗，圣城耶路撒冷数易其手。
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辉煌富庶的映衬下，“黑暗世纪”中的西欧更显得荒芜凋敝，罗马教皇讨伐异教徒的宗教旗号无法掩盖西欧封建主与冒险家掠夺东方土地和财富的渴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西方教会旗帜下的十字军转道洗劫了东罗马“兄弟”的君士坦丁堡。公元1187年，萨拉丁击败耶路撒冷王国，从基督徒手中“收复”耶路撒冷，西欧震动。
控制圣城耶路撒冷后，与十字军当年大开杀戒不同，萨拉丁免去穷人的赎金，释放战俘，并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保护耶稣圣墓。为了夺回耶路撒冷，西欧启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可以称得上是“全明星阵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由于腓特烈一世意外身亡以及腓力二世中途退出，这一次的圣城争夺实际上成了萨拉丁与理查一世的双雄对决。
对雄心勃勃的“狮心王”来说，苦心算计的远征并不顺利，战争不得不以一纸停战协议告终：穆斯林继续控制耶路撒冷，十字军占有叙利亚海岸线，耶路撒冷向基督徒开放，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在整个“十字军时代”，和平只是战争的短暂过渡，十字军还要一批一批向东方进发。
但对中世纪的西欧人来说，异教徒萨拉丁形象有了超越宗教和现实对立的意义，他的宽容和慷慨以及在战场上与“狮心王”的英雄相惜，在欧洲广泛传播和演化，成为中世纪文学的重要题材。当剑不能抵达时，人们会选择用笔。作为穆斯林统帅的萨拉丁，在中世纪文人的笔下成为基督教骑士精神的代表，被寄托以各种关于美德的想象。
这种“异教骑士”形象与后来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印象”类似，是“黑暗世纪”中的西欧渴望“光明世纪”的投射，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力量之外，另一种“征服”。金庸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借谢逊之口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段故事虽是小说家言，但“峨默”、“尼若牟”和“霍山”确有其人，皆为“十字军时代”重要的穆斯林人物。
故事中的“野芒”即Imam，汉译为“伊玛目”，指伊斯兰教的领拜人，是一种尊称，而三人的私人关系于史无据。三人中，“霍山”即穆斯林学者哈桑·本·萨巴赫，出身什叶派的支派“依斯美良派”，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带有异端色彩且极端的秘密教派“阿萨辛派”，以暗杀等恐怖手段闻名，首领称“山中老人”，类似先秦墨家学派的矩子，“霍山”即第一代“山中老人”。
“尼若牟”即穆斯林政治家尼扎木·穆鲁克，官至塞尔柱帝国宰相，在巴格达创立了尼扎木大学，后被阿萨辛派暗杀。至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应指爱德华一世，在即位前曾参加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但此时阿萨辛派早已被蒙古西征军摧毁。这个传说的另外一个版本见于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暗杀对象换成了参加第三次东征的法王腓力二世，而此时“霍山”本人已不在人世了。
在这些传奇之中，真正可以代表当时伊斯兰文明高度的是那个“长于文学”且“研习天文历数”的“峨默”——奥马尔·海亚姆。海亚姆，数学家、天文学家、哲人和诗人，出身什叶派穆斯林，与穆鲁克同时，服务于塞尔柱宫廷，见证了塞尔柱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海亚姆曾受命主持伊斯法罕天文台的天文观测与历法改革，测定了回归年，精确程度超过了现行公历。在数学领域，他最突出的成就集中在《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一书中。
海亚姆在书中论述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算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贡献是继承阿基米德的传统利用圆锥曲线求解特殊的三次代数方程，海亚姆的方法已经具备后世解析几何的雏形。另一方面，海亚姆整理评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工作集中于《欧几里德<原本>公设释疑》，他也加入了试图证明欧几里德第五公设的队伍中。然而，海亚姆固然早于萨拉丁，但到1851年之前，他在科学领域的工作并不为欧洲人了解。
19世纪中叶以降，欧洲乃至全世界重新发现海亚姆，要归功于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59年，菲茨杰拉德翻译出版了海亚姆的四行诗集，题名为Rubaiyat of Omar Khayyam，初版计有75首。1924年，郭沫若以菲茨杰拉德英译本第四版为底本，以白话新诗体翻译了全部101首诗，名为《鲁拜集》。郭沫若在《鲁拜集·导言》中说：“Rubaiyat本是Rubai的复数。
Rubai这种诗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和我国的绝诗颇类似。......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寻出我国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寻出我国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大概是对“鲁拜”最耐人寻味的评价，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在沉寂七百多年后，海亚姆终以诗人的角色回归，“征服”世界，投入浪漫主义文学的潮流之中。也正是通过一首首“鲁拜”，海亚姆展露一个非正统穆斯林隐秘的内心世界。
海亚姆的现代“同行”，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把他定位为“反叛的科学家”。在《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中，戴森写道：“对伟大的阿拉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奥马尔·海亚姆来说，科学是对伊斯兰教义束缚才智的反叛，这种反叛在他无与伦比的诗句中展露无疑。”这是海亚姆和戴森跨越近千年的共鸣，正是这样的共鸣构成了连绵不断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