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生产力。按照别人的规则来“玩”学术游戏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价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
2017年秋，我受邀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举办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博士后研讨会（AAPF Symposium）上进行一次开放式演讲。AAPF研讨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能在一群博士后和专注于博士后的组织面前讲话，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我开始思考，许多年前那个博士后的自己会希望听到怎样的演讲呢？
即便是老生常谈，我仍然想要谈一谈“成功”——我所说的成功，其定义取决于你，而不是来自外界的标杆。我认为，实现源于职业道路与个人价值观的契合。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的不愉快，都来自于人们自我评价的方式和他们在世界上创造价值的方式无法匹配。
在暴击之后，贝尔斯说，其实他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并不总是如他所愿。他的谈话让那时的我十分困惑。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每个走到科研生涯尖端的人都会在伯克利举行座谈会，而他们看上去很轻松就做到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承认他们曾经挣扎过，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表达过他们的脆弱，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
不久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我申请成为了TED的会员（TED fellowship）。成为TED会员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在这里认识了的导师简·谢尔斯（Jen Shellers）。她耐心地支持我度过了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带我穿过充满不安的黑暗森林——“做有生命力的人。在此之上，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博士后。”
起点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指导基于我的个人经验，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这些事情对我有用，但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也不意味着你也应该照着做，更不代表这些事情永远都是好的。它们旨在说明而不是确定。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看上去比很多人都过得“容易”。但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十分挣扎，它甚至帮助了我面对学术界的困难。我从小在一个充满不稳定性的环境中长大。我的家人要求我一定要上大学。但同时我也在通过上大学来逃离这个破碎的家庭。我读博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当天文学家，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退路。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他早上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可我再见到他时，父亲已经躺在了棺材里。我虽然还小，但那一幕历历在目。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工作，有可能是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读大一时。在例行的体检中，我被诊断出患有垂体瘤（这个肿瘤位于大脑中部）。就像父亲过世给我的冲击一样，我发现环境的变化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中得到教训：你需要优先考虑并保护你的健康。
让我们谈点正能量的东西吧——我之前说过，你的“实现（Fulfillment，作者用该词替换了广义上成功的概念）”只有一部分能被你掌控。那我们该如何去和这样一些不完整的事物搏斗呢？首先，行为和价值观的自洽是至关重要的。有意识地自我审问你的价值观——同样，这取决于你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价值观评估决策。
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是：许多新人天文学家对他们领域的科普和公共活动很感兴趣。但这些活动要么得不到，要么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被劝阻。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人们对软件开发也并不重视，即便电脑软件与光谱仪等硬件仪器一样广泛使用（甚至更有用！）。
列一张任务清单识别和阐明你的价值观只是一个过程，你可以使用这个过程来创建一个更宏大的航标，一项使命宣言。虽然把使命宣言用在个人身上有点奇怪，不要紧，它只不过是一次自我的进一步审视——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被列入你的价值观中）。
博士后生活里充斥着机会、决策以及伴随着两者的巨大压力。你可能比当研究生时有更多的自由：你在做什么，与谁合作，参加什么样的会议，以及日后从事的职业。但缺点是，自由和选择也可能是压倒性的，尤其当你陷入困境，试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时。
根据我的经验，读博后期和博士后早期是一个绝望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界想要获得一个工作有多么难。我早年也曾经尝试过海投简历，瞄准一切我认为可行的岗位——结果不仅让我自己精疲力尽，还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所在的领域里，有超过三百位候选人，提交了重复的工作申请，只因在投递前未做仔细评估。
实践你所搭建的体系此前我们都在讨论如何构建个人的决策体系。当你确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列举了一系列可以帮助你分析和反思的问题后，你就可以开始实践这个体系了。下面，我将利用之前我所谈论的东西，来讨论两个简短的例子。
1）我该申请怎样的工作？我提到过我早年的职业困境——那时我不顾一切地申请了能找到的所有工作。直到上一次找工作，才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我的上一次工作申请是在第二次博士后的第二年。我用上述办法列出了问题清单，排除了许多并非那么必要的机会，将选择的重心放在了“我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我需要做什么样牺牲）”上。
2）我该怎样评估一个offer?在思考应该申请何种工作的同时，我也逐渐了解到自己希望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我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多种多样的环境，譬如以教学为重且只有本科的学校，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或者注重公众事业的机构（如阿德勒天文馆）。我最终得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阿德勒，另一个来自某大学的物理和天文学系，以下我将其称为“研究大学”。
评估你的进步正如我之前所说，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变成衡量一个人是否在某领域成功的标准：它是一个数字，可以量化你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它足够简单，可以由Google学术搜索或任何在线工具计算，然后和不同的子领域中的研究者们进行交叉比较。
在学术生涯中，失控感永远存在。话虽如此，重要的是，记住你有办法去处理。更重要的是，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生产力。按照别人的规则来“玩”学术游戏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价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此外，游戏的“规则”可以改变。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极少有事物是安全和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