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然与幸运之外，付巧妹不怎么相信命运。虽然总是拒绝一个个“安稳”的选项，选择冒险，也大都冒险成功，但追求、智慧、勇气与付出，都是比幸运更值得讨论的事。回忆起科研做出某个发现的快乐，付巧妹用“狂喜”描述——非常高兴，好像什么都可以忘掉。但科研更像是一场马拉松长跑，古遗传学学科尤其少见即时的快乐，研究者更要习惯的是在漫长积累后的延迟满足。
成为古遗传学家，小时候的付巧妹从未想过。即使现在几十次地出现在《Nature》、《Science》的作者栏里，即使古DNA领域里，她的研究成果常常和“首次揭秘”、“重新改写”等词连在一起。虽然儿时就对数理化感兴趣，且因为“又有抽象的逻辑，还有具体的现象”而格外喜欢生物，不过搜刮起童年的所有记忆，付巧妹几乎也想不出任何学习的场景。
“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这是悬挂在人类头顶的永恒的问题。人类的起源与归宿，既藏着族群生命本质的奥秘，也隐喻着个体的自我意识与选择。如果将地球迄今的46亿年历史压缩成一天，人类在最后的38秒登场，以毛茸茸的南方古猿身份。随后的剧情狂飙突进，倒数第15秒，直立人学会了用火和制造工具，将将直立行走，倒数最后2秒，智人的踪迹已遍布地球的每一个大陆，最后0.1秒，人类的第一个文明才匆匆建立。
“我是谁？”不是觉得教师不好，这是她熟悉的职业，付巧妹的父亲就是一位教师。何况千禧年左右的师范并不好考，往往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考上，那时的“铁饭碗”更是一份让很多人艳羡的体面工作。但付巧妹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过一种凝固了的，能看见的生活”。在此之前，对还没“开窍”的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做什么都行”。
“只要出现，必然能被发现”。“何必，何苦？”亲戚、老师劝她。但选择权依然在她。如何选择？付巧妹问自己四个问题：自己到底要什么？现有的，愿不愿意做？如果有另一种，哪怕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的，愿不愿意尝试？如果尝试失败了，能不能承受？“如果都是肯定的，那就往前冲。”
“要到哪里去”。初到德国求学，付巧妹压力颇大。体重也证实了这一点，如高中时一样，这一年，她又瘦了二十斤。在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挑战与机遇并肩而至。和国内不同，攻读马普所的博士更像是工作，前半年试用，每年都有考核，考核不过便会被淘汰，她“学得小心翼翼”。
“永远不要固化”。一些刻板印象中，遥远艰涩的古遗传学学科常被评点为“不怎么有经济价值，和业务等实在的功用没多大关系”。但在古遗传学家眼中，如果全以经济价值来评判是件“太可怕”的事——“人类社会可能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