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有关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资料不少，但却少有研究关注他早年的从医经历。考证历史可以发现，正是经由孙的呼吁，才催生了清末首批妇产科精英，就连他自己也是中国妇产科有史以来的第一男医生。后人无需避讳一代伟人的世俗轨迹，更值得重视的是孙大夫在对待难产和性病等妇产科疾病上，冲破世俗羁绊的先驱贡献。
1886年，刘谦一与孙逸仙（即孙中山，乳名孙帝象，后改名孙文，又名逸仙，1866—1925）同学，就读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博济医学堂（又称南华医学堂或博济书院）。是年，孙逸仙刚满20岁，尚未从香港中央书院正式毕业。但他交际手段灵活，通过自己的美籍受洗牧师喜嘉里（Rev.Charles B Hager）担保，转学到已在华行医50年的老牌医院博济医院，专攻西医。
在此之前，孙逸仙长期在海外独立生活，接受英美教育，他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与内地同学很不一样，即当今教育界一再强调的人格素养与创新思维。据刘谦一先生晚年口述，正是后来孙逸仙主张博济医学堂解禁旧框框，中国才有了第一批男妇产科医生，他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博济医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院，由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派克（Peter Parker，MD. 1804－1888），即清代通事旧译的伯驾医生所创立。
1835年，他在广州十三行“自贸区”的新豆栏街，先按规矩设立药局商号，后却干起擦边球的行医服务。逐步赚到名声后，正式打出眼科医局的招牌，就是博济医院前身。生意兴旺忙煞伯驾。他开始师徒式传授技艺，培养本土助手，其最著名的学徒要算关韬，又称关亚杜（Kwang Ato）。医院开张20年后，博济又像模像样设置医学堂。
经过几十年的东西方文化磨合，学堂管理方积累了不少西学东渐的经验，懂得洋技艺也必须融合本土文化。所以，教学中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规矩，禁止男生进入产房，不许男生学习新生儿接生，男生也无缘处理妇产科疑难杂症。又过了20多年，1879年，博济医学堂开始招收女生，她们成为妇产学科的主要授课对象和实习医生来源。
到孙逸仙就读时，他对同学中的四位女生很羡慕，于是向时任院长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MD. 1824 – 1901年）博士建议：“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允许男生进入产房学习妇产科知识）不合理的规定”。
从费城杰克逊医学院毕业的嘉约翰头脑开明，其实他内心也主张按当时西方医学院标准，系统培训学生技能，于是顺水推舟，允许男生参加所有妇产科的教学活动。尽管一年后，孙逸仙就要转学香港西医大学堂（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但博济医学堂经过孙逸仙的呼吁，催生了清末首批妇产科精英，他们可称作中国最早的男性妇产科学员，也是最早的男性妇产科实习医生。
按现有的可信史料，孙逸仙也是中国妇产科有史以来第一男生。这则医学史考证色彩浓烈的故事，是笔者与协和医院妇产科郎景和院士近来小聚的收获。郎教授是笔者的师长辈，我们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一年一度的专业会议面叙，似行云流水，不时在医学人文的焦点上掀起头脑风暴。如今研究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多了，但考察他作为我国现代医学先驱的研究阙如，医者志亦寻道矣。
在访问广东中山翠亨村的国父故居纪念馆时，郎院士发现了孙逸仙的上述习医文字。但郎院士深思熟虑，他的学术修养提醒他不要轻易认可孤证。刘谦一先生有关孙中山功成名就后的追忆，收入197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即《孙中山史料专辑》287页，标题为《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假如这段史料能立足医学史，尚需第三方原始旁证，方能显示其学术价值。
国父身后的当事人回顾性文字，特别是冠以“事迹”的，需小心求证其可靠性，以免主观因素的介入误导。医学史上，对产科是否现代医院的必要设置，一直颇有争议。将正常孕妇送进医院产科，或临产服务倚重医院，仅从人体生理和医学伦理判断，属过度治疗。西方国家之所以继续保留助产士制度，协助孕妇居家分娩，就是一种学术态度与健康制度使然。
在人类家庭观念逐步淡化的现况下，这种人性化安排有效保存了存世不多的血缘亲情，旨在重视阖家祈福，珍惜新生命的降临。上溯起来，类似“男女授受不亲”的医事习俗，西方古已有之。后人有意抗衡此类习俗，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英国权威的维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威廉·拜纳姆曾归纳说：“18世纪之前，有组织的医学相对而言极少关注分娩。
分娩更是一件社会事件而非医学事件，由产婆、邻居或女性亲戚掌管，而且无论如何，它完全是一项由妇女承担的工作。如果到了非请医生不可的地步，那就说明产妇的情况非常不好。”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大多数怀孕妇女从来不求助于医生，也不求助他们治病，在她们看来，有“接生婆”的照料就够了。妇女普遍认为男人与妇产科没有任何关系，女医生的设置就是避免女性患者的性器官不因接受检查而暴露在男医生眼前。
近代日趋富裕享受的生活模式，一方面导致人体本能的退化，另一方面涌现越来越多男性医务人员。为此，女权警觉者呼吁抵御医学教育歧视，鼓励女性积极摆脱从医困境，同时弘扬生育辅助的传统伦理。为此，100年前，在纽约、伦敦、费城等大城市流行设立女子专门医学院，我国也在那个时期先后出现了广州夏葛女子医学校（1901年）、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1908）、广州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1909）等，以顺应潮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孙逸仙呼吁医学院男生从事妇产科，首先是思想的解放，体现男女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看见了社会底层，传统女性医者已经无力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生育危机。1892年7月25日，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登载香港西医大学堂康德黎院长的毕业祝词，从中可以看出前辈医者对孙逸仙等男性医科毕业生从事妇产科医务活动的鼓励和推动。
孙中山（1866—1925）1892-1894年间，毕业后的孙逸仙全职行医澳门2年。期间他对妇产科相当关注，下面所附的当年文字表明，孙逸仙懂得利用媒体做宣传，以树立其妇产科高手的医者形象。所刊有限的六条成功医案，妇产科病例位居其一。孙大夫为外籍女性处理难产，大功告成。历史原貌表明，北方甲午战争风起云涌之时，西医新科大夫正在全身心经营他的执业生涯。
后人无需避讳一代伟人的世俗轨迹，更值得重视孙大夫在对待难产和性病等妇产科疾病上，冲破世俗羁绊的先驱贡献。对正常分娩这档子事，孙大夫奉行救急、救病、不接生的原则。行医要收费，且特需服务价格不菲，但爱心赠医照做不误。据此，称孙逸仙为良医，而且为中国男性妇产科执业先驱，所论有据可依。从学术角度考虑，有了澳门媒体的原始出版数据支撑，刘谦一所记孙逸仙推动中国男性直接从事妇产科的史料，方才具备研究价值。
从伯驾西来，到逸仙行医，西医在中国驻留了半个世纪，形成了广州、香港的现代医学桥头堡地位，现代医学中国化考察，理应以此脉络为重点。1842年，博济医院的首例产科手术，由伯驾为中弹负伤的孕妇操刀，想必其得意门生关韬曾在现场辅助。1857年，黄宽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职广州惠爱医院、自家诊所和博济医院。
在西医分科笼统的初级阶段，有“好望角以东最佳医生”之称的黄大夫，处理难产和女性疾患，也应是大概率事件。笔者期待更多新史料能够面世，不仅西医妇产科男神第一人的考证可能会被推向更早期，而且国人创新基因和开拓勇气的发掘，也会更励志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