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一对科研伉俪共同工作，他们是妻子董梦秋和丈夫杜立林。2007年，他们从海外归来，在这里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既是同事，又是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相恋、相伴，携手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从研究生到独立研究员，一路走来，又有多少故事？他们又有怎样的独特的“科研style”？
杜立林和董梦秋结识于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二人于1995年同时开始硕士研究生学习，自此结伴漫漫科研路，之后同时考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同时前往加州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生的求学阶段是很艰难的，此时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陪伴左右，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在两人的记忆中，博士第五年尤为难熬。那时，同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寻找博士后的位置，而杜立林做了三年的课题仍然只有一些线索，看不到尽头。
不过，信奉“知足常乐”的他没有长时间陷在负面情绪里。“身边有一个有共同语言、能随时交流和互相鼓励的伴侣对调整情绪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博士第六年，他的课题终于取得突破，论文则在博士后阶段发表。
在最疲惫的那段时间，董梦秋在丈夫的支持下前往阿拉斯加旅行，这段体验让她的心态趋于平和。一路搭帐篷前行，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还看到了当地人非常不同的生活态度。
不像中国大城市里人人都希望尽早毕业、尽早找到好工作、尽早结婚生子，从此过上安稳的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多人自愿选择了一种完全没有稳定性的生活。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选择归田隐居，自己耕耘，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是一个月进城采购一次，或许也会打零工挣一点钱，甚至没有医疗保险。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纯朴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并由衷地热爱它。董梦秋的内心被触动了，她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打算，不再那么急躁。
结束博士后阶段，两人面临着学术界的“双体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同一个机构或城市找到工作。共同回国、共同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冥冥之中的缘分。2006年，两人在美国大范围地投递简历，希望能在同一个城市找到教职。他们偶然得知新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在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递了简历。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双双通过面试，拿到offer。“我们和北生所可以称得上是一见钟情。
”董梦秋笑着说。
杜立林实验室目前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自噬，这是一种把胞质中的物质运送到溶酶体中的转运过程。对自噬的分子机制的了解发端于大约20年前芽殖酵母的遗传学筛选，直到今天，我们对自噬的认识还主要来自于这个模式生物。杜立林实验室是目前唯一用另一种单细胞模式生物裂殖酵母系统开展自噬研究的实验室，他们已经发现了若干有别于芽殖酵母的新颖有趣的机制，为更充分地理解自噬提供了新的视角。
回国做PI后，夫妻二人一般每周在实验室工作六天。“不过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孩子上学时一般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走，晚上在家里也会做一些和工作有关的事，”杜立林说，“很幸运的是，家里有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老人帮助我们。”杜立林说，伉俪共事，更容易理解对方的所做所思，更容易体谅难处和分享喜悦，能更好地相互支持，有助于事业上的成功。
“我们夫妻各自的事业成功都离不开对方的支持，平时我们都积极分担和家庭有关的责任，当需要做出选择时我们尽量照顾双方的意愿。但有时也不得不有一方做出牺牲。”2001年找博士后时，董梦秋最心仪的实验室在西雅图，但是因为杜立林想去圣迭戈的一个实验室，她放弃了自己的首选。她说：“我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协调工作、家庭和自我维护，比如运动、娱乐、兴趣爱好。
这个平衡点是有弹性的，可以短期偏离，但是如果长期偏离，就要出问题。要尽可能在健康快乐的状态下做科研，这样才有体力和心理上的‘储备’，支撑你熬过研究过程中持久的、困难而又关键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