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级机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王贺胜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常继乐、沈洪兵、孙阳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至此新冠疫情后疾控改革的呼声一直在业内进行讨论，如今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一些不足：突发性事件逐级汇报机制繁琐，容易耽误时机，钟南山在访谈时表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成立将补齐这一短板，强化疾控单位的行政权力，有益于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而，目前，国家疾控局改革的方向未知，此前建立起来的国家、省、市、区（县）、乡镇的五级防控网络人才流失严重，能否留住人才，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国家疾控局的改革细则。
本文作者为一线疾控人员，深知现有疾控体系存在的痼疾，如下为他对我国疾控体系发展历程进行简单的回顾。公共卫生、疾控体系、疾控中心、预防医学，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很多医学人士对这四个词能够说得清、道的明的估计也是不多。实际上，公共卫生工作的发展一直与疾控体系的改革伴随而行，疾控中心在卫健委的领导下作为技术主力部门，承担多数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而预防医学是各疾控中心每年招收的主要专业人才。
总结为一句话，四个词各自独立，又密不可分，无论有些人怎么去否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疾控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都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从我国的历史实践经验看，是预防医学的发展引领了整个疾控体系的发展，目前疾控体系遇到的困境也是预防医学人才遇到的困境，疾控体系的改革也应重点考虑到人才队伍的改革。1950年，原卫生部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在部分高等医学院校中开办了公共卫生专业。
1954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第十届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确定预防医学专业学制为5年，从1955年起执行，自此预防医学作为“正儿八经”的医学科目在高校“慢慢”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各级卫生防疫站有政策的支持，因此大力参与市场经济。直到2000年前后，是防疫站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类医学人才都以进入防疫站为荣，但是此时全国公共卫生工作开展却出现了短板，经济发达地区的防疫站有吸引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却吸引不到人才，公共卫生工作开展举步维艰。
2002年，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成立，由原来的卫生防疫站将卫生监督职能剥离而形成，转而在各地设置卫生监督所。此时疾控中心为公益一类国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因为与医院收入差距巨大，因此大量五年制预防医学人才离开疾控中心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作。2009年，执业医师法进行了修订，将预防医学注册方向进行了固定，只能注册公共卫生方向，彻底封堵住了预防医学生从事临床诊疗工作的可能。
2021年4月28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和三位副局长人选出炉，这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级新局的诞生，先前的疾控局全称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而此次官宣的名称为国家疾控局，已经无卫健委前缀。国家疾控局的成立代表了国家对于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视，但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并非一个局的成立所能概括的，关键还是要看全国疾控体系的网络架构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