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力学，从而没有形成精密科学，和中国的集权统治紧密相连。愚昧和专制相连，科学和民主共生，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
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以力学为例，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开端，然而，力学从未在中国自主地发展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确的自然科学。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展的系统试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现代自然科学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古希腊的逻辑学。要弄清楚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精确科学，不如将古希腊与古中国做一个有趣的对比。
古希腊的科学能够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最为辉煌的一页，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其存在数百年的民主制。
在民主政治的决策和讨论中，主要靠辩论来说服他人以获得多数。长达700年的民主政治氛围中，产生了许多辩论家。辩论的普及发展了一整套规则和在辩论中取胜的学问，这就是逻辑学的起源。由于逻辑学的发展，古希腊产生了推理的数学。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数学传统，有埃及的古数学，有印度的古数学，有中国的古数学，然而古希腊是唯一产生推理数学的地方。
与之相对，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力学的根本原因是其长达数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在封建的集权统治下，一切言行是依“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标准，即使你的“纲”说得毫无道理也得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辩驳的余地。中国的集权制不仅延续持久，并且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民主和科学的复兴，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封建集权制在朱元璋取得政权后被空前野蛮地强化了。
文字狱，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迫害的一种方式。从朱元璋开始，延续之后的数百年，文字狱被发展到最为残酷的地步。
在集权制之下，一切重要决策都是由皇帝说了算，“朕即真理”，没有辩驳和争论的余地，也没有“公理”、“定义”、“推论”等的必要，也就发展不出逻辑学。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在没有逻辑学的条件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中国自古把数学称为算学。
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制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这一现代科技最大的需求难以形成。
顾准说得好：“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一种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由于没有市场的需求，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不能得到社会的注意，只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存在。
和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水运仪象台、记里鼓车等都先后失传，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长期被用在焰火和爆竹上，而没有用在扩展市场所需的武器上。
集权统治在阻碍市场经济之外，也影响人们的观念，从理论认识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附于统治者，走“学而优则士”的道路；另一种是远离统治者，走逍遥出世的隐士道路。这两种知识分子各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前一种道路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上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上，在批判商朝的皇帝纣时说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为隐士道路服务的，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为了要保持“道”的“纯白”，连任何先进的工具都羞于使用，更不用说去勤奋地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了。在这两个传统之外，中国从古就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传统。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人类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应用”，认识与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武器。更何况这里的“应用”经常被解释为加官进爵、财源广进等等。
在集权统治之下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要求人们从小读四书五经，钻研当官术，学习写作对皇帝歌功颂德的文章。到了集权制被空前强化的明代，这种文章发展定型为八股文。梁启超曾指斥“八股和一切学问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在科举制的形成的初期，唐代的科考内容中，也曾经列入过算学，后来就再也没有实施过考试涉及科学技术的内容。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最后，在中国封建集权制之下，皇帝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威而妄自尊大。这培养了皇帝一种愚昧的优越感，自己统治的国家称为天朝上邦，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概贬斥为蛮夷。中国原来没有力学，但是如果能够虚心向外国学习，还是能够很快学会的。
17到19世纪，一直都有大量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期望将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然而，从17世纪初的明末到19世纪尾的清末，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一个人学会外语直接从外文翻译西方著作。
这长达2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所有翻译西方的著作，都是由外国人学会汉语即“西人之通中西两文者”口授，中国人笔录而成。1721年雍正即位后，更是将西方的传教列为“邪教活动”——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禁止“邪教”的同时也被禁止了。从雍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就再没有敢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了。又由于对内文字狱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就没有对现实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而陷入考据中去了。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作结论：中国的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是和中国的集权统治紧密相连的。在辛亥革命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愚昧是和专制相连，而科学和民主共生，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