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教授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中国推广积极心理学的第一人。今年七月，他出版了《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一书，向课堂以外的广大读者分享一条走向幸福终极状态的道路。在本期的《周末读书》，赛先生专访了彭凯平教授，邀请他谈一谈积极心理学和我们的生活。
赛先生：里约奥运会刚闭幕不久，运动员们总是要争取尽可能好的成绩。但我注意到，你在新书《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中讲到了一些违反我们日常认知的现象，比说你说运动员得铜牌往往比得银牌更开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彭凯平：现代心理学认为，我们的心理活动都是社会比较的结果，比较的角度和方向不同，对自我状态的评价也不同。铜牌选手是跟第四名比，差一点就没拿到奖牌，但最后得到了，所以他感到快乐、积极、兴奋。银牌选手往往和第一名比，差一点就是金牌，所以他感到懊恼、气愤、失落、伤心。
赛先生：你还提到恋爱时分手对男性的伤害更大，可是我们平时不都觉得女生特别容易受伤吗？
彭凯平：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觉得只有女人讲感情讲关系，其实男人一样讲感情讲关系。大量的心理学证据表明，男性在男女关系/夫妻关系中获益是最大的。结了婚的男性比不结婚的男性平均多活七年，而结了婚的女性比不结婚的女性最多多活两年，这说明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对关系的依赖更强烈。有证据表明，男性丧偶后，自杀概率提高了八倍多，这说明男性依赖于女性建立关系的能力，需要女性的心理支援保障。
丧偶以后，男性突然失去稳定的关系，又很难再找到其他的支持，所以配偶离世对男性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赛先生：关系的破裂总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那你能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应该怎样经营我们的婚姻吗？
彭凯平：积极心理学已经发现，婚姻成败的关键之一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包括沟通的方式、方法和内容。许多人婚后就不再谈情说爱了，在一起只谈事情、谈困难、谈挑战和计划，却不像恋爱时那样谈感情，但即使已经是夫妻，也还是要说一些甜蜜的话、支持的话、欣赏的话。另外，许多人婚后谈话的内容正面和负面的比例逆转了，谈恋爱的时候说好话远远多于批评的话，但是结婚以后说批评的话远远多于好话。
赛先生：说了好些积极心理学的例子，积极心理学到底是什么呢？
彭凯平：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思想理念。就像人本主义呼吁心理学家和社会大众关注人本身，积极心理学则呼吁我们关注人的积极心理，包括幸福、快乐、道德、审美、毅力等所有人类的积极的心理活动。因此，这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新学科，它也不算是新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理念，其根基还是心理学，只要是研究关注和人类的积极心理体验相关的领域都可以叫积极心理学。
赛先生：你是说积极心理学是历史的必然吗？
彭凯平：对，它是不以意识形态，不以民族特性，不以政党意志为转移的。所有国家在人均GDP大幅提高之后，都会出现关注心理需求的问题，所以现在心理学在中国变得很重要。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国际的共同呼声。联合国2012年宣布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就是意识到人类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心理问题成为健康最大的杀手之一，因此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赛先生：今天似乎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快乐，不幸福，你能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这个现象吗？
彭凯平：幸福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幸福不是快乐，不是一种简单的愉悦。幸福是一种有意义的积极体验，其间包含了价值、目标、关系、成就……，当然也包含愉悦的情绪，所以幸福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综合型的概念。当今社会，工作压力，人生意义不清晰，竞争激烈等等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幸福感下降，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工业化之后面临的后现代化陷阱。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全球都有，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赛先生：那幸福感强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彭凯平：首先，他的态度是更积极的，他不那么挑剔，不那么仇恨，而是宽容、理解和欣赏别人。第二，他的生命力更旺盛，愿意做事情，愿意行动，愿意交往。第三，朋友越多社会关系越强烈越好。第四，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的人。
赛先生：你在书中还讲到了文化碰撞的问题，你能说说和外国人沟通跟和中国人沟通在方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彭凯平：这和语言、认同、熟悉程度和感情都有关系。文化认同感不同，沟通方式就不一样。第一，如果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就有很多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因此沟通时可以谈评价、谈观念、谈个人喜好；但外国人对我们来说是外人，和我们是没有文化认同的，所以沟通时要多讲证据，讲事实，讲一些理性的东西。
第二，和自己人在一起，很多概念知识都是约定俗成的，所以讲话时可以点到为止，可以旁敲侧击，但是对外人就必须把话说得特别清楚，特别全面，甚至是罗嗦。第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辩证思维，比如阴阳、正负，凡事不过度，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西方文化强调直截了当，要把事情做到极致。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沟通。
你看西方人不太喜欢讲笼统的大的宏观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宏观的事情，老外讲故事都是从一个具体的个案开始，我们中国人讲故事先从天下大事开始，先从国际局势开始，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第四，西方人比较直接，我们则讲究委婉。这在心理学中叫做“高情境”（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境”。
我们不光要关注别人说什么，更关注他是怎么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西方人则不太关注情境因素，他只关心你说了什么具体的东西。沟通时如果不注意这个差异，就很容易造成误会。比如我们觉得说话只要点到为止，听话听音，响鼓不用重锤，但西方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而且有误导的虚伪感。
赛先生：最后，请你谈谈为什么要写《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这本书？你对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彭凯平：这本书是我的随笔、感想、微信文章的汇集，此外还添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我写这本书首先想对自己的思想做一个梳理，虽然过去确实一篇篇发出来了，但现在汇集在一起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全局的效应。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书当成心灵的伴侣，生活的伴侣，当成积极心理体验的载体，可以经常看、经常体会，甚至当成是传递正能量的礼物。这样你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好书是需要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