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Michael Houghton，图片来自cbc.ca。撰文 | 王建新（药学专家）
责编 | 叶水送10月5日，202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公布了。得奖的是三位在发现丙肝病毒（HCV）中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就包括我曾经服务过的美国Chiron公司的同事Michael Houghton博士。
2020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三位在丙肝领域作出开创贡献的学者Houghton获得的这个诺奖成为Chiron公司自80年代初成立以来获得的第二个诺奖。作为一个创新生物医药公司，完全通过自己的研究（而不是引进、招募、合作）先后获得两个诺奖，这在医药发展历史上，在全球生物医药界中都是非常难得的成就。
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Kary Mullis1993年，诺奖委员会给当时的Chiron研究员Kary Mullis博士颁发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奖励他对发展PCR技术的贡献[In recognition of his invention of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chnique]。这一技术大大促进了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疾病的研究。
这次新冠病毒刚刚发现，中国科学家就很快获得了病毒基因序列，并提供给全世界研究人员用来研发抗新冠疫苗和药物。而这一历史性的速度就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PCR技术。Mullis于2019年去世。为纪念他，我曾在《医药经济报》新视角上发表了题为“PCR：一段尘封的历史”的专栏文章。
有关Houghton所领导的发现HCV病毒的历史，我也曾经在2018年的另一篇专栏中做了相关介绍（见《追杀“非A非B”》）。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发现过程中，除了Houghton外，几位华裔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他们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科学家George Kuo博士、Qui-Lim Choo博士以及David Chien博士等。
除此之外，作为Chiron的合作方，我曾经工作的澳大利亚Mimotopes公司采用了先进的“组合化学”方法，对丙肝病毒抗原性表位进行了解析。也许是因为这项工作的结果，我也被从澳大利亚调到了美国Chiron公司，开始了我在美国的一段工作历史。很多人也许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家创业公司两次获得诺奖？
首先，作为一个创新公司，Chiron的三位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驾驶公司这艘“船”进入充满风险的“未知水域”（Unknown Water）。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公司的研究管线上。Chiron 2006年被诺华全资收购公司第一个产品是基于重组蛋白技术的乙肝病毒疫苗。这在当时无论是产品（乙肝疫苗）本身还是技术平台（重组蛋白）都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获得成功的也只有HBV和HPV疫苗。
这支世界上首个重组乙肝疫苗在上世纪80年代辗转到达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抗乙肝病毒最有效的武器。自从1992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给儿童接种乙肝疫苗后，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下降到0.3%（来自国家卫健委《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当我们庆祝中国提前达到了预定的<1%的目标时，不能忘记了Chiron研究人员的开创性的工作。
在研发乙肝疫苗的同时，Chiron研究人员开始了对另一个严重的、但完全未知的肝炎病毒的研究工作。在美国CDC研究人员开发的乙肝动物模型基础上，Chiron研究人员开始另一段未知的旅程。在Houghton的领导下以及两名华裔科学家的努力下，一步一步地重建了整个病毒基因序列。而这一成果成为全球研发抗HCV疫苗和小分子药物的起点。
2017年，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的丙肝药物“丙通沙”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管局批准。同时获得批准的还有浙江歌礼公司开发的抗丙肝1类新药戈诺卫。Chiron的创新立意，也表现在公司对员工的要求上。简单地说，公司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在完成指定项目工作的同时，可以有或者说，必须有10-15%的时间用于创新性研究。
换一个说法，每个研究人员在完成繁忙的研究任务的同时，需要提出至少一个创新的想法并在实际上开展一定的研究工作。这类创新性的研究在实际上很难用10-15%时间来安排和进行，往往需要每个人做出额外的努力。
这种努力并不能一定保证可以给研究人员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事实上，每个员工获得一美元作为对每一个获批专利的奖赏，这也包括Mullis和Houghton），因此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工作的动力必须来自有研究人员自身对科学的期望和对未知的好奇。为了促进创新，公司除了可以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为员工提供一种创新的文化和环境。
这一切努力可以包括对研究人员的经济上的回报，但是如果公司或者任何机构认为“给钱就可以创新”，那就“图样图森破”了。为了鼓励创新，公司对于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的研究人员的容忍程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举Mullis和Houghton为例，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研究人员。在我的记忆中，Mullis是一种“自由思维”型的研究人员。
这类科学家并不太希望受到公司相对严格的规定和制度的限制，比如“按时上班”对于他们来说就很难做到。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有可能呆在实验室里直到半夜。他们可能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但某一刻的“灵感”就可能让创新爆发。正如Mullis自己所说，PCR的灵感发生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在加州一个人迹稀少的地区的一条空旷公路上。当时他开着车，而他的女朋友却已经进入梦乡。
就是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Mullis突然把所有的线索都拉到一起，形成了他最初的方案。相比较而言，Houghton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家。他会通过不断设计和改善各种试验方案，一步一步地接近最终结果。正如我过去介绍的，在没有任何关于病毒信息和手段的情况下，研究人员采用患者血清中提取的抗体来“钓”动物模型血液中的病毒。第一步“钓”出来的仅仅是病毒NS4蛋白基因一个片段。
从这一小片基因信息开始，他们称用一种“且走且钓”（Walk and Fishing)的测序方法，一步步重建了这个未知的新病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丙肝病毒”。对于创新公司来说，如何同时容忍、鼓励和管理不同性格和特点的研究人员非常重要。单纯采用“放羊”式管理或者“婆婆式”管理都有可能把创新掐死在萌芽中。很显然，Chiron管理层做得不错，他们的努力最终导致了“一门两诺奖”的成果。
当我们在思考如何鼓励更多“从零到一”时，也许Chiron的经验值得借鉴。注：作者王建新为药学专家，专注于肿瘤免疫治疗，平时热衷于生物医药领域的写作。制版编辑 | 栗子赛先生启蒙·探索·创造如果你拥有一颗好奇心如果你渴求知识如果你相信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saixiansheng@zhishife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