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全国性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除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之外，在成就和影响上能与之媲美的唯有国立北平研究院。二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与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院士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学术研究组织化和职业化建设的标志性成就。“院士制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1949年底，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主体的一些科研机构合并组建为中国科学院，此前两所学术机构的“院士”和“会员”，在时局变动中作出了怎样的选择？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研究日渐重视，其中尤以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为重，相比之下，对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
有鉴于此，张培富、夏文华撰文，对北平研究院90位“会员”的产生、年龄、籍贯、留学、任职、去向等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进行比较，对民国时期学术精英的整体情况作了微观社会学考察。此文对涉及院士制度的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考察会员与院士的产生过程及个体的社会属性，也可体察到社会使命、学术自由在科学研究中弥足珍贵的价值。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和1929年北平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科研体制化的开端，“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树立了一个标准”。经过20年的学术积累，中国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学术研究，促进国际合作，完善学术交流和评议机制，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筹备建立院士制度和会员制度，以在“院士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选举出81位第一届院士，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年8月，北平研究院也选出了90位“会员”，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遥相呼应。
“院士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学术研究组织化和职业化建设的标志性成就，是中国学术研究向国际学术标准靠拢的关键一步。“院士制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化和专业化的进程。
中央研究院院士共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共涉及21个学科；北平研究院会员共分天算、理化、生物、地学、农学、工学、医药、史学、文艺、社会科学10组，分组虽比较细致，但涵盖面并不比中央研究院宽，表明二者在学科设置方面存在差异。
在当选资格方面，两个研究院都主要依照学术成果及对科学事业的贡献进行评选。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会员分为两种，一是“当然会员”，包括本院历任正副院长与现任各研究所所长；二是选任会员，选任会员的资格如下: (1) 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著作之学术专家；(2) 国内主持学术机关满10年以上者；(3) 对于有关学术事业有重大贡献者。
尽管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的产生显得有些仓促，但若把这一活动放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来看，此举仍难能可贵。1948年的后半年，平津之地已处于战云密布之中，通货膨胀，交通不畅。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举行，推举的90名会员，“除平、津、张三地会员四十余人，及四川大学周太玄教授赶来参加外，余皆因经费所限，未能支给旅费，不克参加。”
1949年有68名会员选择留在大陆，21名会员选择留居海外，陈省身、李书华、吴宪、胡适、张印堂、李书田、林可胜、陈克恢、戚寿南等留居美国，熊庆来留居法国（1957年回国），翁文灏旅居欧洲（1951年从法国归国），李石曾先在瑞士，后去乌拉圭（1956年定居台北），林世瑾定居乌拉圭；直接赴台的有董作宾、吴敬恒、王宠惠、姚从吾、刘大悲（1983年从台湾回大陆）5人；张云、谢寿康、顾孟余3人定居香港；何其鸿去向不可考。
选择留在大陆的院士与会员的比例差不多，分别为73%和76%，选择去台湾的院士有9人，占11%，而选择去台湾的会员只有5人，仅占6%，这一数据表明学术精英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极度失望，因而绝大多数人选择留在大陆，即使对新政权有所观望，宁可选择移居海外，也不愿跟随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
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学术地位仅次于中央研究院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在其20年的历程中，组织机构逐步发展、完善，为科学的研究与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北平研究院的“会员制度”是“院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员”称号不仅是学术精英的个人荣誉，更是那一代科学家数十年致力学术体制建设的结晶。北平研究院的文化影响力不如中央研究院那样大。一方面确实是其学术地位逊于中央研究院，另一方面与对它的研究不足有关。
我们通过对其学术会议会员的情况所作的全面分析以及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比较，可以看出，两所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的差距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大，足以证明北平研究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对1949年之后北平研究院会员去向问题的探讨，表明他们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科研力量的重要力量。1949年后他们以新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学术使命。
从这个意义讲，北平研究院会员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百川奔海，殊途同归，共同汇入新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