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中旬，北京市共有100万群众参加超声波化运动，使用超声波头逾300万个。各种各样的超声波发生器像‘百花齐放’一般样地涌现出来……1958年9月，《向技术革命进军》社论中的思想被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正式阐述为和“资产阶级科学工作的道路”对着干的“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道路”：（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线。
其核心是边缘化专家，由党直接发动群众破除对外国、对专家、对书本的“迷信”，“全党全民办科学”，“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而缺乏基础知识的群众又能在技术领域提出什么见解呢？1958年，国家的政策是“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在多数是通过战争而成长起来的革命老干部的领导下，群众出的是深耕三尺甚至一丈、把几十亩待收割的稻谷移植到一亩地内、砍光森林以土高炉炼钢等馊主意。
被《人民日报》等媒体广为宣传的诸如“工具改革”、“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机化”之类“农业战线”上的“技术革命”创举，技术含量其实很不高。尽管“耗费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和巨量的物质资源”，却不但没有提高劳动效率，还对农具和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59年初，一些农村地区出现饥荒，大跃进运动的恶果初露。尽管主事者不愿承认失败，但还是召开了一系列有“纠左”性质的会议。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得以在农村基本停顿了下来。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只有部分机构比较深入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未形成全民参与的热潮。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左的，毛泽东却在收到彭德怀一封私信后决定180度大转弯，先开展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然后发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也即第二波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技术革命被认为是大跃进的引擎，城市和工业系统的“双革”运动很快启动。
1959年11月、12月，太原、哈尔滨等城市开始大搞工具改革等活动。12月底，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聂荣臻要求在工农业生产中要迅速发展和采用新技术，提出了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目标。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要求中国人民在新的十年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重提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月30日，中共中央下达《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
随即，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专门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办公室，各工业系统纷纷成立技术革命委员会，各企事业单位也成立相应的技术革新小组，小组以下“成立办公室，办公室内分别设置规划、协作调度、技术情报、宣传鼓动、参观学习等专门小组”。“按照政治挂帅的要求，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机构理所当然地由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挂帅，在成员构成上主要以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
根据上级的要求，这些机构成立后，结合本单位情况，制订技术革命运动的规划，提出技术革命运动的目标，然后把本单位的每一个人都发动起来，将其组织到向技术进军的斗争里去，“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真正造成革命的气氛。你也闹，我也闹，大家都闹。”
根据朱云河的研究，闹技术革命的具体步骤分为“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处理合理化建议，开展具体的技术革命活动以及巩固、普及、提高技术革命运动的成果这样几个阶段”。
1960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相继转发吉林省委、辽宁省委等机构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3月16日，毛泽东又发布《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
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
这些中央文件进一步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推到了高潮。超声波化运动就是这个背景下开展的。尽管英国发明家高尔顿（F. Galton）早在1883年即发明了第一个机械超声波发生器——氢气哨，但是，直到1958年，中国科学院电子所超声研究组才试制出国内第一台机械超声波发生器。
在他们的指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北京机织印染厂的两位工人和三位从中技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根据严格的技术指标（包括簧片的形状、簧片固有频率、簧片的位置、射流的速度等，只有在一定的比例条件之下，这些设备才能产生超声波），也仿制出了几个簧片哨机械超声波发生器，并用它们作了一些试验。
1959年，他们发表了初步的试验报告，并将其初步用到了生产上。据说，用超声波乳化的防雨浆制造的防雨布，比上海某名牌防雨布“耐水度每平方公分提高2.5克”；“用超声波粉碎的浆料浆的纱，可以在织白布时降低断头率30%以上”。
接到机织印染厂关于超声波应用的材料后，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强调在工业企业中加以推广”。于是，北京市朝阳区委和纺织工业局先后在机织印染厂召开现场会议，推广这项新技术。到1960年3月上旬，北京毛纺厂、北京制药厂等13个厂的乳化精炼剂、粉碎染料、中间体洗涤等37道工序也开始应用簧片哨式发生器产生超声波进行生产。1960年3月，兴华染料厂派人去机织印染厂学习经验。
回来之后，他们也想自制超声波发生器，将其用到生产上。但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小厂”，他们难以仿制出机织印染厂的那种有较高金工要求的“洋”机械超声波发生器。怎么办呢？“一个技术员就苦思苦想，根据书上的原理，尝试用简单的材料普通的铁管和剃胡须的刀片制造超声波发生器”。笔者未能获得最初产品的图片和技术资料，估计其声波头为一端轧扁、夹有一剃须刀片的铁管，其动力为高压水泵或高压气泵。
尽管这套土设备未必发出了超声波，但用它来处理染料，貌似有一定的效果。于是，这个没有在上报材料中留下姓名的技术人员宣布土超声波发生器试制成功，而工厂将其作为一项成果报了上去。收到这份材料后，北京市委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他们立即开了几次现场会，“彻底批判了超声波技术‘很复杂，不能发动群众，只能技术人员慢慢摸索’的思想”，并“组织了参观表演，从各方面向群众说明超声波并不神秘，打破了迷信”。
随后各工业局、各区委也召开现场会议，“在各行各业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超声波，大用超声波，大试超声波”。高层领导已经相信，谁敢说他们信得不对呢？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不管兴华染料厂的始作俑者是否真的自信，他们都不能不作信心百倍状；而其他被推广此项技术的人员，也不得不“兴高采烈”地做上级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说上级希望他们说的话。
譬如，北京制药厂声称自己2天内制成了200多个超声波发生器的喷头，将其用到治疗肺结核的药品PAS中，发现原来需要在不锈钢高压釜中进行的反应，采用土超声波以后，可以在普通铁桶中于常压环境下进行，且产量由以前的月产2吨，提高到月产16吨，质量也比以前好了。
收到希望得到的报告后，市委、区委、各工业局的领导更是信心满怀，推广超声波时更是激情澎湃。他们“在一个月内先后开了上百次现场会议”，使得始于染色行业的土超声波，很快被“推广到制药、化工、油漆、颜料、纺织、无线电、造纸、制革等工业部门，并且开始研究用于农业、医疗等方面”。
北京市的高校也迅速被运动波及。拿北京大学来说，他们从4月1日起即努力在生活和科研中广泛运用土超声波。据当时的三年级学生汤卡罗回忆，北大化学系使用的超声波头主要是玻璃管做的：“把玻璃管烧软，扭曲后再一拉，中间就变得很细，然后从中将其扭断，这就成了两个‘超声波头’”。她和数百同学受命通宵不寐制造这种超声波头，很快就使得北大化学系实现了超声波化。学校其他机构也在分别几天几夜内实现了超声波化。
截至1960年5月中旬，北京市共有100万群众参加运动，使用超声波头逾300万个。超声波应用之广泛，可从1960年5月7日北京市团委所拟的报告中见于一斑。
在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超声波发生器像‘百花齐放’一般样地涌现出来，钢的、铁的、铜的、银的、铝的、塑料的、牛角的、竹子的喷嘴代替了特殊钢材，压缩空气、蒸汽、氯气、氮气、二氧化碳、煤气、水泵、自来水都用来发生超声波。新的试验成果，不断地大量创造出来，天天都有振奋人心的新成就。
据笔者对一些老北京市民的访谈，在运动中，用得较广的发生器是那种被轧扁的金属管（簧片已被许多群众给革命掉了）；用得较多的动力是自来水。至于自来水通过轧扁的龙头是否就产生了超声波，并不是群众所在意的问题，而少数在意者还往往会沦为批判的对象。据当时在北京塑料器材厂任技术员的陈养惠回忆，她有位同事曾向前来视察超声波推广工作的北京市某局局长询问土超声波的频率，这位局长拉长了声音说：“我不告诉你！
”不久，这位同事就因为怀疑土超声波的效能而遭到批判。她和其他几位技术员同事尽管十分同情，却不敢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