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三）

1960年6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对于超声波和管道化的保密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保密要求。这使得各级党政机构在传达有关指示时变得神秘起来，“有的还不能用文字记录，不准外传，谁外传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史所）（上接《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二》）北京刚开始推广超声波，上海就得到消息，也马上行动了起来，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事情得从1960年3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医药工业现场会议说起。在那个会上，北京市的代表王靖生介绍了北京制药厂应用、推广超声波的情况，声称该厂的土超声波已从车间推广到了厨房和托儿所。当晚，上海市医药公司就组织所属各厂工人、技术人员在信谊药厂大礼堂听取该项经验，并请上海药品三厂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介绍超声波的基础知识。

当台上还在介绍的时候，信谊药厂工人就在车间内仿制了起来，通过一百多个工人通宵达旦的努力，当晚就搞出了37台超声波喷头。“在介绍会结束时，信谊（药厂）表示3天内搞出200只，泰山（化工厂）表示搞250只，会内会外立即形成一个制造超声波，三天使整个行业‘超声波化’的热潮。”3月26日，上海市医药公司又在上海药品三厂召开了超声波现场交流会议。

这天到会的约有500人，除医药行业的工厂派了人来参加外，医药行业之外也有许多工厂派了代表过来。3月27日，上海市化学工业局又“请计量（管理）处、（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及部分厂成立了一个协作会，分成超声波制造和超声波应用二个小组专题交流”，以进一步巩固、提高和推广土超声波。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上海市医药化工系统就兴起了一个厂厂、人人都搞土超声波的群众运动。

3月29日，上海市化工局向上海市科委、生产委员会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提交了《开展“超声波化”运动的情况汇报》。随即，这个汇报被提交给柯庆施等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上海的超声波应用工作本有基础，这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超声学术会议的重要原因。而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也因为此会而对超声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到医药化工行业推广超声波的情况后，上海市委对此表示支持。

4月6日，上海市化工局召开全局动员大会，并举办超声波展览会。在展览会期间，每天都有上千人来看实物、画图样、抄资料、看现场表演，超声波被普及推广到化工之外的其他工业系统。4月18日，上海市化工局又举办“超声波大评比”，发动厂与厂的竞赛，行业与行业的竞赛。上海化工系统的超声波运动进一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影响众多的兄弟行业。拿上海市纺织局来说，他们在一周之内就为推广土超声波而召开了三十次现场会议。

到5月中旬时，上海全市共有一百多万人参加运动，“使用超声波头一百多万个”。从1960年4月初起，北京市委几次把推广超声波所获得的“成果”报告给中央。稍后，上海市也向中央提交了类似报告。

196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省军级以上机构下发文件《超声波神通广大，要大力推广——中央批转北京市化工局和上海市委的两个报告》，并指示：“这两个地方的经验证明，超声波是应用范围极其广泛的先进技术，它可用于化工、机械、冶炼、矿山的各方面，生产上有用，生活上也有用，总之，它神通广大，用途很广。那么，超声波技术是不是很复杂很神秘呢？过去的确把它看得很复杂很神秘。

人们一说到超声波，就必须要电子管，必需要洋设备，每秒钟的声波频率一定要达到一万五千到两万次。现在的实践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只要你实地去看一看，就会把那种认为超声波是深奥莫测的神秘观点抛到九霄云外。这种技术简单易行，制作极为方便，人人容易学会，而效果非常显著。

中央要求一切部门，一切地区，都应当大力推广，人人实验，到处实验，及时总结，不断提高……”随即，国家科委召集各省市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举行了“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5月10日为预备会，在上海举行，会后组织参观。5月16日至23日为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的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近800人参会。大会发言2天，小组讨论2天，参观约2天半。

代表们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参观了十四个工厂和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组织了五次经验交流座谈会和九次报告会。最后，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作大会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超声波这项新技术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大力推广，不断巩固，不断提高，要尽快使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指出在工业方面各个行业都要普遍推广，要放手地推广应用，凡是有效的就用。

同时各地区各行业要根据各自特点抓住薄弱环节作为主攻方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随着运动的发展，都应有所规划，全面安排，重点掌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规划的实现。在方法上边规划、边发展、边试验、边生产、边应用。”事实上，在中央和国家科委发布指示之前，若干消息灵通的省市，就已继北京、上海之后开展了超声波化运动。

譬如，在参加“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之前，甘肃已使用12万个土超声波头；山东12万个；福建10万个左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月24日开始动员，号召124小时内全自治区超声波化；辽宁省5月初动员，开了三万人的现场会议，要求15天实现全省超声波化”。

“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之后，前述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各“先进”省市、其他省市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在中共中央、国家科委的大力推动下，都制订规划，要求所辖单位采取措施，紧急行动起来。推广土超声波由此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各地各种学校表现尤其积极。他们纷纷停课，下厂下乡，帮助后者实现超声波化。拿北京大学来说，他们即于5月中旬起，派全校的理科师生职员分批轮流到校外工厂参加一个月的运动。

在5月5日的文件中，中央最后强调：“切实告诉大家注意保密，埋头实干，不要吹吹打打，是为至要”。6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对于超声波和管道化的保密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保密要求。这使得各级党政机构在传达有关指示时变得神秘起来，“有的还不能用文字记录，不准外传，谁外传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相关的论文、书籍也被一律禁止公开发表，相关的科研项目则被定为绝密，实验室门口安排有警卫站岗。

当时国内真正懂得超声波的含义的人非常少，于是，在一级级、一次次的口头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超声波的含义和功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形。到一些基层时，它变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神效无穷的“超神波”。据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曾义回忆，当时曾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农民用马车拉着大麻包种子排队，要求得到超声处理，操作者只将土超声往麻包一捅，处理即宣告完成，后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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