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认识肖刚后，我和他一同在中国科技大学做了两年的研究生，后来虽然分赴美国和法国留学，仍经常通信切磋。肖刚对我一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刻的。2014年6月27日，肖刚不幸因病去世。他的朋友们都深表惋惜，很多人写了纪念文章，我那时也匆匆写了4篇。现在静下心来，细细地回忆当年与肖刚一起学习的日子。希望读者们能理解，一个人一生中能有一个好同学是多么的幸运。
1977年，我就得到了一次机遇，即高考的恢复。那时我已经过了28岁，最宝贵的青春都消耗在“文化大革命”及后来在苏北农村插队和在南京当工人。我希望将失去的时间尽可能追回一些，办法就是直接考研究生。但是1977年全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招了研究生，而且都只是数学系。我有幸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后来几乎同时被科大和复旦录取，考虑后决定去科大。
我是11月进入科大的，而肖刚10月就已经去了，是“文革”后全国第一个入学的研究生，我是第二个。我们都是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在农村读了不少书。曾肯成先生感慨地说：“那时我们都不做数学了，没想到你们还在做。”
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我和肖刚最初的“华山论剑”是彼此出难题。几个回合下来，都发现对方是很难考倒的，可谓棋逢对手。从此不免惺惺相惜。但彼此出难题的习惯却长久保持了，即使在留学期间相互通信也常交换难题，并且都要作答后寄回。这样我俩也养成了见难题就做的习惯，从初等数学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习题以至更深的习题都做。这习惯与导师也颇有关系：曾肯成先生是个出难题的专家。
科大是在“文革”中“下放”到安徽的，经过芜湖辗转到了合肥，被“临时”安排了两处校址，一是原合师院，另一是原银行干校，都不大，周围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其他地方也不发达，算是郊区吧，离市中心约有4公里，公交车很少，我们进城常是徒步。数学系在原银行干校，就一个小楼。系里在一楼腾了个房间作为肖刚和我的宿舍，后来单墫也住在这里。我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36元，比我当工人时的工资都高。
学校食堂便宜，也不用交房水电费，还有地方洗澡。对我们这些插队多年的“知青”，这样的生活条件是很阔了。
上学不上课，恐怕大多数人都觉得荒唐。然而甫入学时，科大并无适合我俩上的课，当然更没有专为我俩开课。而我俩乐得不上专业课。公共课呢？我的外语需要补，有老师说学校新开了一门外语课，水平比较高，让我去听听试试能否跟得上。去了才知道，不过是练练“This is”, “I am”之类口语的班，回来跟肖刚一说他哑然失笑。当然后来我就不去了。
除了讨论班和在宿舍里读书，我和肖刚经常做的一件事是泡图书馆。尽管搬迁受了不少损失，科大图书馆的藏书还是很丰富的，而且泡图书馆的人不多，所以我俩如鱼得水。我俩都不是科班出身，没什么专业局限，兴趣广泛，在图书馆里自然是“博览群书”，包括杂志。泡完了总还要借些书带回去，如果借的是过刊，那是很厚很沉的。
出国后我们经常通信，互相报告学习情况。我和他都是一开始就参加讨论班，很多东西听不懂。记得肖刚有一封信里列出一大堆不懂的术语，还有一次因需要读SGA4，说简直是天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俩仍像以往那样互相启发和帮助。当然，我俩不久就都渡过了难关，此后不仅可以读“天书”，甚至也可以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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