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偶然经过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门前，一群身穿博士服的学生从我的身前嬉闹着跑过，像一群精力过剩的小鸟。四四方方的博士帽引来路人的目光，而对面又有几个同样穿着的孩子，推着一架轮椅缓缓走来。轮椅上是一位已经满头华发的老太太，笑得和孩子们一样阳光灿烂。原来，是请了老师，来拍毕业合影的。这样的情景在科学院的门前，每年都要重复很多次。我忍不住拿起相机，把这一幕温馨的画面收入取景框中。
这一瞬间，我想起了一个小女生。这个小女生我只见过一次，她应该也是科学院大学的，因为那天我看见她和几个同学一起从校门里出来。她并不怎么漂亮，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她长得胖胖的，戴着一副厚得不得了的近视镜。当时已近深暮，这个女孩子走出大门，在卖烤串的摊子上，为买八串骨肉相连还是六串鸡脆骨踌躇万分。最后，还是卖烤串的老阿姨大大方方地用折扣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父亲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他和他的理科男女同事们有一个共同的固执认定——只有真真正正在技术上，比如物理、化学或者是数学上给这个世界作出一点贡献，人这一辈子才算活得堂堂正正，甚至有极端者干脆教育孩子，走别的路都是对自己没自信或者是怕吃苦的鸡鸣狗盗之徒。至于做到多高的官职或者拿多少钱、开什么车，科学院里面很少有人当回事儿。
也不是不当回事儿，而是他们的理解和世人往往背道而驰。小的时候，就发现科学院这地方的人对衣着光鲜、名牌满身有抵触情绪，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穿得朴素一点。开始，我觉得这帮家伙是生性随意、放荡不羁，跟八大山人似的，但琢磨一下又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些搞技术的要是进一趟红都，西服领带打扮起来，也会在妻儿面前挺胸拔背、满脸放光，没道理不肯花小小一点儿时间给自己装修一下。
慢慢发现，他们多多少少有点儿故意夹着尾巴做人，这是科学院的传统决定的。试问，当华罗庚先生穿着一身半旧夹克，一边走着切线和圆一边和赛尔伯格一类的老大讨论着问题迎面而来，你一个在华老面前只能考二十分的小辈儿，料子西服、料子裤、罗马表的……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专坐好车，那谁也没话说，你要也能验证一个康普顿效应，你就可以这么霸气。要是没这个能耐，你好意思吗？你给谁看呢？
科学院，是个重视能耐的地方，而且多半时候只重视能耐。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在这儿往往会享受到大家面对过度包装商品的待遇。曾有文化版的编辑，把几个大院的孩子召集在一起，让我们回忆童年的过往，在各个大院的“神仙们”讲过了蹭车、溜冰、群架、给女生递条的传奇之后，记者问我和另一个科学院出来的子弟：你们小学时候在一块儿干过什么？
我们俩想了半天，说：好像那时候我们俩讨论过怎么用算筹解决行程问题……半天，一位五十岁还满脸青春痘的老兄嘀咕了一句，这帮孩子也玩得太邪了。
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传统和习惯，学生们会在商品时代推着老师来合影，它的第二代大多走上了与父辈相同的道路，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而努力。父亲没有说过，但我想，他一直希望我能和他一样，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找一个研究室把一生的汗水洒在这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愿望。
父亲已经去世六年了。然而，我没有忘记科学院给我留下的印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要强、勤奋、宽厚待人，无论走到哪里，想来都不会改变了。我衷心地愿意把我见到的科学家的故事写下来，因为他们的功绩只有获奖证书上的一行字，中国人在国外同行面前的一个微笑。没有人见到他们怎样在深夜，当妻儿睡下之后，悄悄打亮昏暗的灯光，拼写一个个算式。那时，夜里醒来，看到我谦逊的父亲傲似王侯。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交稿那天，晚上十点钟穿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所马尾松遮覆的院子，猛一抬头，看到科研楼的灯火在每一个窗口闪烁。我知道，那每一个窗口后面，都有一个孜孜不倦的中国科学院人。从父亲的时代到今天，科学院的灯火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