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英国工艺大师为中国君王定制的精美杰作，却被俄罗斯收入宫廷。背后，是一段关于艺术品的商业冒险故事。
冬宫亭台阁楼大厅内的孔雀钟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内的亭台阁楼大厅，现在的形式由俄罗斯建筑师施塔肯施耐德设计于19世纪50年代，古代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欧洲传统建筑装饰风格与克里米亚的巴赫奇萨赖汗宫的伊斯兰宫廷建筑元素在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柱支撑起厅内二层的走廊，淡色人造大理石墙面与天花配上鎏金的图案，各种珍贵的木材镶嵌的拼花与各色石头拼接的马赛克共同构成的大厅地板，配上法国制造的28个精美水晶与鎏金青铜打造的大吊灯，让人觉得浪漫优雅又富丽堂皇；在通向二层走廊的楼梯边与它对面的墙上，分别对称地仿照巴赫奇萨赖汗宫原作制造的四个大理石喷泉，名为“泪泉”，又会让深通古典文化之人感受到几分淡淡的伤感。
20世纪30年代以后，冬宫博物馆将英国珠宝工艺大师詹姆斯·考克斯设计并制造的孔雀钟陈列在大厅内，从此成为了亭台阁楼大厅最重要的展品，也为它增加了几分异域风情。这座做工精湛、造型逼真且保存完好的孔雀大钟高度超过3米，是十八世纪中后期装饰艺术、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想的某种反映。
与彼得大帝亲自购入的古希腊雕塑陶丽特维纳斯，达·芬奇的《利塔圣母》，伦勃朗的《浪子归来》等著名艺术品一样，是冬宫最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并拍照的镇馆之宝。
这座钟最早的原始造型为一对，是为中国的乾隆皇帝打造的，虽然考克斯将其运到了广州，但却没能成功售出。此后，这座大钟按照俄罗斯的波将金亲王的要求，经过适应西方品味的改装，于1781年被卖到俄国。
它被分拆成300多箱零件运到圣彼得堡，钟上孔雀的制作者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朱利来到俄罗斯亲自组装大钟，并为凯瑟琳女皇与俄国宫廷作了演示。但朱利离开后，这一超级复杂的机械钟由于养护不善，俄国宫廷中来自英国的钟表师海南姆与其他人都无力修复，到1792年它已经变成了几大筐零件，波将金不得不启用俄国著名机械师伊凡·库立宾。库立宾经过数年时间，在彻底理解了孔雀钟的内部机械原理之后，才再次组装成功使其可以运转。
1797年后，这座孔雀钟被放置在冬宫的小埃尔米塔日艺术廊内。它也是目前唯一还能按照原来的造型设计与机械运行至今的十八世纪大型动偶机械钟表。考克斯原来制作的与此钟配对的另外一座孔雀钟，曾于1792年出现在伦敦的拍卖市场，现已失传。
与其说它是钟表，不如说是玩具。相对于巨大的整体造型，小小的钟盘被做成一个蘑菇，镶嵌在钟的基座中部孔雀所站立的橡树主干的前方，落在蘑菇上的蜻蜓是此钟的秒针，而小时与分钟则是要通过蘑菇上开的小口内的数字才能读出来。罗马数字代表小时数，而阿拉伯数字则代表分钟数。与栩栩如生且与实物同样大小的孔雀、猫头鹰、公鸡与松鼠相比，钟盘绝对不是钟的聚焦点，甚或会使人觉得动物们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此钟的机械部分被巧妙地放置在钟的基座底部，它由四部分组成，并分别控制着显示时间的钟盘，以及猫头鹰、孔雀和公鸡的运动。钟表的机械被一个杠杆系统联系起来，该系统一共有三条链子，每条链上有着传动弹簧、引信和链条。第一条链子是每隔八天上一次的发条，另一条用于每十五分钟响一次的铃铛，最后一条用于整点报时。
整个机械装置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全部机械系统都藏在钟的内部，而整个系统的动力源全部处在钟的基座里，系统通过动物腿中穿过的装置使动物运动。
这个原本打算卖到中国的钟表，它在设计艺术形式上采取了十八世纪中前期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即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或东方艺术风格。尽管钟上的所有动物以及孔雀栖身的橡树均以西方写实的形式表现，它从整体来看不太对称的布局，会让人想起中国传统的工笔花鸟画。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们对自然界了解的深入，十八世纪的人们时常讨论是否可以用机械模仿自然界这一可能性，而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钟表本身不仅是可以用来计算时间的仪器，同时也是反映宇宙的机械模型，所以制造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巨大钟表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通常都会联系某种特别的鸟，用来提醒人们这一特定时刻的到来。
考克斯的孔雀钟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反映：钟上的猫头鹰象征着夜晚、宁静与智慧；孔雀的开屏和闭屏象征了事物的诞生与消亡；公鸡的啼叫象征着光明、生命的开始以及复活。巨大的橡树象征着动物栖身的自然界；整座孔雀钟则是蕴含了宇宙、太阳与月亮。每到整点，钟上的动物便自动开始表演：首先由猫头鹰开始，在它笼子上的花状小锤击打着铜铃，演奏出轻扬曼妙的音乐。
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猫头鹰轻轻拍打它的右爪，同时还转动着它的头颅，调皮地眨着眼睛并环顾四周。大约九十秒之后，孔雀开始缓慢地开屏，展现出雀屏金色的正面。在羽毛完全展开之后，孔雀将定住一秒，然后平缓地转过身去，将银色的雀屏背面呈现给观众，当银色的雀屏背面正对观众时，它将再次定住一秒，之后再转身，金色的一面再次出现。最后是孔雀闭屏，回到它开始的状态。
这时，公鸡开始摇头，藏在它身体内部的机械风琴同时发出鸡鸣。蘑菇钟盘上作为秒针的蜻蜓则不间断地为整个童话故事般的表演作伴舞。所有的这些表演，不仅只是一场令人炫目的机械动物秀，它还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科学技术水平与装饰艺潮流术的反映。
如果真的要想了解与体会孔雀大钟的神奇与壮丽，只有亲身站在冬宫亭台阁楼大厅里，亲眼看着与实物一般大小且造型逼真的孔雀徐徐抖动其羽毛并张开金色的雀屏。
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政府规定所有国立博物馆每周都要有一个晚上开馆到9点，白天因工作忙碌而没有时间参观的人们得以有机会去博物馆参观、学习或休闲。冬宫博物馆在每个周三晚上都会开馆到21时，而周三晚上19时，冬宫的钟表大师会为前来参观的人们演示孔雀钟。当孔雀开屏之时，最欢乐的莫过于孩子们，也许这种动偶玩具钟本来也最适合没有长大的孩子们赏玩。
仔细观看冬宫内的宫殿装饰，以及其他俄罗斯皇室在购入孔雀钟同时期购入的其他钟表，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孔雀钟从艺术风格与其它冬宫藏钟和装饰风格有着很大差异，甚至不太匹配。孔雀钟的中国风造型与18世纪70年代欧洲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已经显得不合潮流，那为什么波将金亲王会将它购入冬宫？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英国制钟业的辉煌源远流长，伦敦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钟表制作记录为14世纪40年代。
为保证钟表质量、规范钟表生产制造并系统地培养钟表人才，1632年伦敦建立了钟表师行会，这无疑是英国钟表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为以后几百年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与制度保证。同时，英国的大学与天文台等机构也一直对钟表制作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例如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胡克为钟表走时的精准性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1657年荷兰人惠更斯发明了钟摆理论，荷兰钟表师所罗门·科斯特制造出了第一座摆钟，极大提高了钟表的精准性，使其误差达到不超过每天10秒的精度。由于地理上的近便与自身人才的储备，英国钟表师迅速掌握了摆钟制造技术，而且不断进行各方面的技术发明，形成极具特色的英国式钟表机芯，成就了机械钟表制造的一段辉煌历史。
在英国钟表史上涌现出一系列伟大人物，如汤姆宾与格拉汉姆，他们去世后葬入西敏寺，与伟人牛顿及众多英国的英雄与君王一起，成为英国历史的骄傲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钟表师约翰·哈里森发明的航海经度定位仪，更是在18世纪对人类科技与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英国钟有很多优点，但其机芯沉重且造价过于高昂。而18世纪中叶前的成功，使得英国钟表师忽略了成本问题。
当时，欧洲大陆与英国竞争最激烈的是法国，法国钟的机芯结构相对简单。随着各种材料尤其是合金钢技术的进步，18世纪中期，法国钟在走时的精准方面已完全可以与英国钟并驾齐驱。由于机芯造价相对低廉，法国钟表师可以与家具师、建筑设计师甚至鉴赏家、艺术赞助人一起，把更多精力投入于钟表外部造型的艺术。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动下，法国风格的宫廷装饰成为了全欧洲的时尚，也正是在此时法国人发明了雕塑钟这一装饰艺术形式。
因为英国钟表到18世纪下半期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销路，以考克斯为主的一些人将目光瞄向了东方。考克斯的销售目标是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等君主制国家。
1758年，考克斯因经营不善而第一次破产，他很快调整了策略，通过融资等手段再次崛起，并很快于18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根据考克斯1773年给国会的报告，他的工厂当时雇佣了800到1000人为其工作。考克斯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钟表师，虽然他的工作室向清宫出口了大量钟表。从早年学徒经历来看，他受的训练应该是关于银线与玩具的制造。后来，考克斯将自己注册为金匠，从事珠宝相关行业。
这也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为什么他出口到中国的钟表与传统英国造型的钟表是如此不同。
在现代发表的文章中，人们通常将考克斯称为钟表师，金匠与企业家，笔者认为，应该加上一个“冒险家”的头衔才更贴切。虽然考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成功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玩偶钟表，但他的实际客户只有一个，即乾隆皇帝的宫庭。
考克斯根据从广州回来的商船船长的描述来调整自己的作品以适应遥远的东方君主的品味；商船船长的信息则来源于基本只对出口茶叶有兴趣的广州商行商人，加上当时商船从伦敦到广州往返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清朝宫廷的需求与品味经过多重转述，很长时间之后才能传递到考克斯本人。但为了保证生产，考克斯需要通过不断的融资，支持新作品的设计和制造工作。不算畅通的信息为他的生意又增添了几分冒险色彩。
由于18世纪60年代初期的成功，加上利益与贪婪的驱使，考克斯的生产规模与产品的奢华程度都在增加。他的成功还为他招来了一些有力的竞争对手，如卡朋特、乌平含和陶科勒尔等，他们的作品与考克斯很类似。到1765年，广州堆积了大量来自英国的玩偶钟。由于这些需要售出的作品的终极买家只有一个，广州商行不得不写信给当时在印度负责英国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希望英国减少甚至终止自鸣钟的出口。
但官办的东印度公司当时觉得这是私人商家的事情，不便介入，因此在开始时很迟疑，没有将情况迅速告知考克斯他们。
另外一件对考克斯的出口生意造成重大打击的事情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胜。它使得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迅速扩张，从伦敦开往远东地区的船队的最主要任务，从出口货物变成了给驻守印度的英军输送给养。考克斯的钟表出口虽然能平衡中英贸易中英国损失的部分白银，但远远不如英国对印度的占领来得重要。
与此同时，因为从印度加尔各答港开到广州的商船此时变成为空船，船运公司的人们发现，在印度种植鸦片可以更容易获得他们渴望的白银，贩运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考克斯出口到中国的钟表生意遇到了巨大困难，他不得不调整生意策略，通过在伦敦、都柏林等地建立博物馆展览自己的作品，希望以此吸引公众兴趣最终将其卖给英国或欧洲的买家。18世纪70年代，考克斯曾努力试图博取凯瑟琳大帝的青睐，从而将作品卖到俄国，但却最终失败。凯瑟琳与当时俄罗斯宫廷的品味显然更倾向法国、意大利艺术风格与装饰格调，考克斯堆砌式的玩偶作品在俄罗斯上层社会遭到冷遇。
我们目前在冬宫里看到的孔雀钟，是考克斯卖到俄罗斯的极少数几件作品。在金斯顿公爵夫人的说服下，波将金亲王以1800英镑将其购入，这一价格可谓是相对非常便宜，此外，考克斯还不得不对原来的孔雀钟进行巨大改造，使其适合俄国宫廷的需求。
作为能臣与名将的波将金同时是一位深通古希腊语的学者，他之所以对这只孔雀有兴趣，是因为古典文献中记载，在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君士坦丁堡宫中御座大厅里，有一个由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古希腊著名机械师西罗制造的机械孔雀与其他鸟类动偶。将孔雀钟卖入凯瑟琳的宫廷，使考克斯后来可以在拍卖会上写上其作品被收入清朝皇室以及俄罗斯皇宫，但这并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1778年，考克斯再次破产。虽然后来他努力尝试东山再起，却没能成功，最终变得穷困潦倒，去世时已被人遗忘。而今，他的作品再次成为博物馆与一些私人藏家追逐热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