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惠来县览表村，有一所开办了七年的新女子夜校。来这里上课的，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潮汕女性，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她们在迈入中年（或者老年）、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坐进教室，每晚学习五个简单的生字。而为她们担任老师的，是几位也仅仅读到初中或小学毕业的女性同乡。
女性的道路如此漫长，我待在览表这个小渔村写这个故事时，外部有许多令人沮丧的新闻发生，当我们为女性权利的损害和倒退感到挫败的当下，这个故事也许能带来微小的抚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是如何走出了自己的小房间。在一种更为艰难和无望的境遇下，她们中的一些人自认字始，自学写自己名字，依然找到了那条看见自己、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生命道路。
林赛竹的微信名是“林春竹”，别人帮她申请的，不小心把“赛”写成了“春”。她不识字，在很长时间里没能意识到这个错误。当然，这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件小事，不是多么大的困扰。在广东惠来县览表村，这个潮汕女人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忙碌，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每天要打两份工，生活没有留给她太多看手机的缝隙。
每天早晚6点，她准时去镇上一家机构做清洁工。其余时间，她在村里一处正在修建的家祠做力工，那是工地上技术含量最低、也最累的工种，她戴着橡胶手套在烈日下搬砖头、和水泥、不断把30多斤重的砂浆桶举过头顶，递给高处的工友。即便对于壮年男性，这都是一份沉重的体力劳动，但53岁的林赛竹看上去习以为常，一次能稳稳拎起两桶砂浆。近10小时的劳作后，她能赚120块钱。
过往的十几年里，她辗转于不同的工地，生活几乎日日如此，就像村头大桥下的鳌江，灰色的江水开阔而平静，日复一日穿过这个小渔村，和缓地汇入南海，很少泛起大波澜。只在每周一、三、五的夜晚，生活会有微小的变化。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后，她会仔细洗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骑着小电驴去览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课。每个夜晚，她学习五个字，有时学了忘，忘了便再学，她已在这里坚持了5年。她曾因为家务太多而迟到，但绝不请假。
令夜校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林赛竹也还是来上课了。
这所已经办了将近七年的夜校隐于一个热闹的杂货市场背后，在一间潮汕老屋的二楼，白墙黑瓦，木门和窗棂都有些斑驳了，二楼外的阳台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来这里上课的，是十几位潮汕女人。她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但很少见）。她们和林赛竹一样，在迈入中年（或老年）之后，卸下生育责任，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来到这里，每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识字。
这是她们沉重日常里极为少见的缝隙。平日，她们是母亲，或是不得不带着孙女一起来上课的祖母。她们当中有人已经60岁了，仍在工地上做苦力。有人每天凌晨三点爬起来，和丈夫去蔬菜批发市场上卖菜。她们当中几乎没有纯然的家庭主妇，即使不打工，也会从村里的内衣厂和零件厂找些零活回家做。晚上来上课时，有人念着课文打起了哈欠。
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愿望很简单：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林赛竹记得，早年打工时，大家排队领工资，领完签名，“女的不会签，男的就会签。”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还有人想学会辨认厕所，一个50多岁的学员告诉我，儿子有一次带她去广州，她想上公共厕所却不认识“男”和“女”，也不敢问别人，就一直站在厕所外面，等着有女性使用，好跟进去。她不记得自己在外面等了多久，但记住了那种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觉，仿佛每个经过的路人都识破了她不识字这令人羞愧的事实。
学员们的手机里通常只有两个App，一个是微信（只会发语音），另一个是短视频。其他App一旦进入到用字的环节就卡住，一位养猪的学员告诉我，每次用通讯录找人，或者在淘宝上买东西，她都需要丈夫或朋友帮忙，“你觉得自己像个猪一样。”还有一位学员想认字的原因比较特殊，她常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发微信，她不识字，丈夫并不避讳她，看上去一派坦然，几次之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认字。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给这些年老而疲惫的女性上课的并非职业教师，而是一群同样早年辍学的潮汕女性。夜校共有4位老师，20岁的林楚玲拥有团队中最高的学历，初三。今年4月加入的黄碧莲读到了初一，21岁的吴瑶儿则在小学六年级辍学，34岁的蓝茂秀读到了初二（后来上中专）。此外还有一位助教刘少玉，44岁的她只读到了五年级。
这些老师和学员一样，没有被太多的教育机会眷顾过，只是幸运地往前多走了一小段路。
对于那一小段路，老师们并不自信。吴瑶儿是个笑容腼腆的姑娘，说话很轻柔，她告诉我，自己常收到林赛竹的微信，问某个字怎么写，有时候她也不会，要百度一下才能发给林赛竹。在每次上课之前，她和同事会提前好几个小时检查对方的板书。6月15日这天，她要教大家歌、挤、夜、牢、稳这五个生字，那五个生字来自于小学课本《日有所诵》中的一首童谣《挤呀挤歌》：
“黑夜想挤开树，树牢牢的……黑夜想挤倒屋，屋稳稳的……黑夜因为太用力，把太阳挤出了大地。”
课晚上八点开始，下午四点半她就把这首童谣抄到黑板上，然后拍了照片发到群里，很快有同事指出，“牢”字的第二道横太短了，她又赶紧擦掉重写。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
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
”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的工作人员上课。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
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
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
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
”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的工作人员上课。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
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
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
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
”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的工作人员上课。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
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
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
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
”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的工作人员上课。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
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
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
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夜校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
”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的工作人员上课。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
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
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
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
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