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智慧之人：康拉德·扎卡赖斯·洛伦茨
当你点开这篇推文时，或许你是个宗教史的爱好者，想一睹谁敢豪言拥有所罗门的智慧；又或者你是名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者，好奇这名学者的故事。无论何故，愿下面这段话可以成为支持你看完本文的动力。
“当灰雁掠过水面消失在河湾处，我感到惊奇，开始质疑熟悉的事物，这就是哲学的诞生时刻。我们眼中最普通的日常事物突然有一天感觉变得不一样了，好像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它们。”——康拉德·洛伦茨《所罗门王的指环》
20世纪初的欧洲，活跃着无数耀眼人物：西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兰兹·卡夫卡（《变形记》作者）、库尔特·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提出者）、埃尔温·薛定谔（量子力学奠基者）。
康拉德·扎卡赖斯·洛伦茨（Konrad Zacharias Lorenz）在这样的时代下于1903年11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他是家庭里的次子，其父阿道夫（Adolf Lorenz）是维也纳大学的医学教授，这导致洛伦茨自幼就被家庭期望能够从医。
年幼的洛伦茨表现出了对动物的热爱，不仅学会了圈养动物，还对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
虽然1922年他在父亲的坚持下仍旧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医学专业，但也因此发现比较解剖学比古生物学更适用于解释生物的行为模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洛伦茨选择继续攻读动物学博士，期间深受其导师德国鸟类学家O.海因罗思和J.V.乌埃克斯库尔关于有机体在环境中行为模式观点的影响，坚决反对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观点，并在30年代初期建立了客观习性学学派。
在1927－1935年期间，洛伦茨对鸟类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以鸦科为主，称为“寒鸦时期”）。于1935年出版的《鸟类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总结了他对30多种鸟类行为比较的研究，包括了鸟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行为以及诱发行行为的条件。
随后三年里，他又将目光放在鹅和鸭类身上（称为“鹅时期”），并于1937年出版了《鸟类世界的伙伴》一书，首次报告了印记（imprinting）现象，也就是教科书中常出现的“一个老男人背后跟着一群小鸭子”的画面。洛伦茨认为动物天生就存在某些固定不变的行为类型，例如对出生后最早注意到的移动客体（会移动的物体，可以是有生命的人或者无生命的物件）发生跟随依附的行为。
印记虽然属于一种学习，但它并不需要行为主义所说的强化作用或者反复的条件化。至此洛伦茨名声大噪，先后创办了德国动物心理学会（1936年）和马克思－普朗克行为生理研究所（1950年），被后人称为“动物行为学”之父。他一生醉心于动物行为，乃至退休后仍旧在奥地利的阿尔滕贝格（Altenberg）多瑙河畔进行动物行为的观测和研究。
《圣经》中有句对大卫的儿子智慧之王所罗门的描述“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列王记·上》）。这句话被多数人所误解，认为是所罗门具有和鸟兽沟通的能力。不过现实中洛伦茨似乎就是这么一位精通动物“语言”的行家，让寒鸦相伴左右，让猎犬忠诚不二，让灰雁一生相随，或许他真的拥有所罗门的指环。
动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系统。
洛伦茨认为社会性动物经过长期演化，具有了一套用特定动作和声音表达情感的符号体系，这一思想继承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而我们（人类）也与其他动物相似，在种系和心理发生上具有连续性也就存在物种间的可比较性。虽然动物与人类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人类的语言能力需要后天学习来获得，而动物在听到或看到同类的信号时则会以先天的方式进行回应。但是洛伦茨仍旧认为人类是可以理解动物的沟通和行为模式的。
只有对完全自由状态下的动物进行观察，人类才能做到理解动物的沟通和行为模式。因为动物只有这种环境下才会充分地展示它们本性、行为以及它们多样的个性。囚笼束缚了动物的思维和身体，严格的实验程序限制了行为的各种可能性。研究者需要放下科学家的尊严，成为实验中滑稽的扮演者。在《所罗门的指环》一书中，洛伦茨提到为了验证叫声是否是导致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野鸭并不像灰雁那样亲近第一个见到的客体的原因。
他极力模仿野鸭妈妈呼唤幼儿的声音，对着它们呱呱叫。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圣灵降临节，花园外站着一群人，脸色煞白看着一个长着胡子的肥胖男人，蹲在草坪上，一边走着8字形路线，还不停扭头往后看，一边呱呱叫，最主要的是小鸭子还被长草挡住了……
“我斥责那些一厢情愿地臆测动物具有人类的特征的人，它们不仅仅是懒得去理解动物思维和行为与人类思维和行为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而且想满足他们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某些冲动，把把人类的特征投射给鸟兽。”当然，我们必须要羡慕一下洛伦茨找到了一位愿意对他的“宠物”付出极高容忍度的妻子Margarethe Gebhardt。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让一只雌性僧帽猴在晚上把一个青铜床头灯搬到家里的鱼缸上方，当作破城槌去砸鱼缸的。虽然僧帽猴独自完成这种成就是值得嘉奖的，但是代价也太高了。
除了日常和鸟兽接触外，洛伦茨还喜欢一个人盯着鱼缸好几个小时。一晚，在喂食珠宝鱼时，正巧鱼爸爸来接小鱼回家（珠宝鱼的习性）。正在它大嚼一节蚯蚓尾巴的时候，看到一只鱼宝宝从旁边游过去，不经意间把宝宝含到了满是食物的嘴里。天呐！
它的嘴中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食物，一个是要到窝里去的。鱼爸爸嘴里鼓鼓的，待在那里不动了也不咀嚼。这可是头一次看到了鱼在思考问题！任何人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心理活动”。最后鱼爸爸吐出了所有嘴里东西，蚯蚓段和小鱼都沉到水底，鱼爸爸先饱餐了蚯蚓段后，把宝宝含在嘴里接回了家。洛伦茨觉得在这悠然自得的时光中从大自然真实事物里获得的领悟远胜于书本上的知识。
在洛伦茨其他的作品中，你都不难发现这位有趣的老先生对动物行为的独到见解。《狗的家世》中对豺性犬和狼性犬的细致划分，揭示了不同犬类忠诚背后的差异。《灰雁的四季》结合147张彩色的照片如实描绘了灰雁的绽放一生。他相信一个人只要目睹了自然界中的美丽，他要么成为诗人，要么成为博物学家。当然如果他的视力足够不错，观察能力足够敏锐，可能会同时成为诗人和博物学家。
当你看到两只兔子之间愤怒的对决，是否觉得又有趣又好笑呢？相反，当你看到两只狼的对决，估计是不会发出笑声的。但可爱的兔子真的比猛兽心软吗？洛伦茨认为，多数人都会习惯以不恰当的道德标准衡量肉食和食草动物。“邪恶”的猛兽往往被认为是谋杀者，但它们为了生存而猎杀兔子时甚至比猎人猎杀兔子还正当一些。
洛伦茨发现那些天生具有致命武器的猛兽（如灰狼）相互之间都有“难以想象”的默契。它们比很多“无害”的素食动物要更加克制自己的攻击性，在同伴之间打斗中会注意减少带来的伤害，避免影响之后的捕食活动。相反在限定空间中打架的野兔则不会这样，鲜血淋漓在所难免。但具有大量致命武器的人似乎是一个例外，我们似乎缺少在斗争中遵守的“道德禁忌”，我们的人性在其中扮演了怎么的角色？
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中，洛伦茨表达了自己对如今日渐罪恶的“人性”的不安。社会里的人们以喧闹的娱乐抑制内心的不安，逃避每一个独立思考和反省的机会。洛伦茨的导师海因洛特有一个见解：人类这个物种的内部竞争随着人口增多与资源的消耗开始日趋激烈，金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追逐的目标；时间被等同于某种价值，促使人们对“速度”的盲目追求。希望自己所有的愿望刚刚萌发便可以立即满足。
而独处和反省会带给他们恐惧和丑恶的“自画像”，就像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那样。但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什么给人类带来的灵魂损伤更大，是盲目、失去理智的贪财还是折磨人的忙碌。
在这逐渐趋于一致化步调的生活中，洛伦茨认为到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配合制造商们的意志，去吞食他们所推荐的食物，去穿戴他们所推荐的衣服。最糟糕还是，我们已经被“条件化”了无法觉察到这正在发生的事情。
《人性的退化》将这一观点更进一步，高度的专门化（指社会文化下人们的趋同思维）从长期来看对具体生物来讲总是危险的，它会导致已经发生的演化进入死胡同，更难承受适应对象的改变。各种文化中都丧失了其大部分独立性，洛伦茨担心人类的思想会越来越趋同，年轻一代将再无信仰，无聊厌世。
这现象已经影响到了科学领域，洛伦茨意识到研究内容越复杂，涉及面越广，公众的评价就越低。但科学研究的精确性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无关，只取决于研究者的自我批判精神以及研究方法的纯度。如今对描述性科学的蔑视十分流行，是因为有些人近乎于信仰一般地否认知觉是科学认识的源泉。对于动物行为学家而言，吸引我们的是生物所体现出来的和谐。
对动物习性的了解使他更加清晰地看到人性的退化，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犯下了难以磨灭的错误——“参与纳粹”。1936年，一次关于动物本能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上，洛伦茨遇到了他的好朋友兼同事尼古拉·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他们一起对家养鹅和杂种鹅的习性进行了研究。洛伦茨意识到，许多家畜都存在某些特点，“进食和交媾的驱动力大大增强，而分化程度更高的社会本能减弱”。
从这时开始洛伦茨开始怀疑并担心“类似的恶化过程可能在文明的人类中也起作用”。
洛伦茨相信，人类城市化带来的驯化可能导致对人类不良影响的效应，并在两篇论文中论证纳粹的优生学政策在科学上是合理的。1941年他应征加入德国国防军，被分配作为一个军事心理学家在被占领的波兹南（波兰城市）对人类进行种族研究。
目的是验证“德－波混血”（German-Polish half-breeds）的生物学特征，以确定他们是否“受益于”与“纯正”德国人有相同的职业道德。洛伦茨后来描述说，他曾经看见波兹南附近传输集中营的囚犯，这使他“完全意识到纳粹的彻底不人道”。1944年他被派往俄罗斯前线作为军医，但很快成为苏联的战俘。
在囚禁期间，他继续作为一名医生工作，当他被遣返时他被允许保留他一直在写的一份手稿和他的宠物欧椋鸟，这份手稿成为他1973年出版的《镜子背后》一书。
虽然洛伦茨在后来的工作与一些场合表示了自己对当时行为的懊悔，例如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他谈及“想到类似的基因退化过程可能在文明的人类中起作用，我当时很害怕，现在我仍然很害怕。在德国人入侵奥地利后不久，屈于这种恐惧，做了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我写了关于驯化的危险，为了让人理解，我用纳粹最糟糕的术语来表达我的写作……”。但后续仍有诸多学者对洛伦兹当时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对曾有过如此“阴云”的洛伦茨颁发诺贝尔奖，可能并不是让我们忘却他的过错，而是希望对他确实做出的贡献表以肯定。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颇有纪念意义，该奖项首次颁发给纯粹行为性质的研究。长期以来，诺贝尔基金会一直对行为科学领域的奖项存在偏见，借此该奖项曾被威廉·冯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等人拒绝以表不满。
但这次它颁发给了动物行为学领域中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卡尔·冯·弗里斯（Karl von Frisch）、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尼古拉·廷伯根（Nikolaas Tinbergen）。
洛伦茨因两项贡献而受到称赞，其中一项是他对水禽印记的研究；另一项贡献是他称之为“固定的动作模式”（FAPs）的理论，它由特定的“关键刺激”引发，并以机器人般的方式执行。
这些信号刺激被认为作用于神经系统的特定位点，即先天释放机制，从而产生FAPs。洛伦茨对内源性神经活动的着重得益于他与埃里希·冯·霍尔斯特（Erich von Holst）的合作，这些基于行为观察的推测在生理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其他两位得主是洛伦兹的好友尼古拉·廷伯根和卡尔·冯·弗里斯。前者主要是测量了关键刺激的强度和它们激发相应行为的能力以及动物的本能行为，而后者主要以研究蜜蜂的“语言”而闻名。
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中，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克朗霍姆医生发表了如下讲话：“你们是所罗门王的继承者，因为你们解码出动物之间传递的信息，也能够阐明它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意义。你们能从纷繁复杂的动物行为中找到一般规律，这让我们时常相信，所罗门王的指环其实就在你们手中。但我们知道，你们一直在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工作，收集数据，并根据严格而快速的科学规则进行解释。”
寒鸦是这位先生一生中的挚友，它们忠实的遵守的祖先们的传统，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家园。寒鸦夫妻之间表达的私语都是幼雏般的声音，只有在亲密的时候才会发出的声音。而我们人类表达爱意的方式显然也带着孩子气——你难道不曾注意到，为了表达爱意，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些昵称几乎都是儿童化的。每当寒鸦的父母带着它们的幼雏飞行时，总会用力煽动翅膀制造出一股上升的气流引导它们的孩子飞行。
或许正如洛伦茨所说：“如果我能发现一条路，在几代人过后，仍有我的同行在行走，我就太幸运了。如果我穷尽一生的努力，能够发现一股小小的‘上升气流’，可以协助其他科学家飞得更高，看的更远，我也会对命运表示感激。”
作者按：蹲下来观察鸭子不难，难在你可否蹲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