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100多天之后，15岁少年胡鑫宇被认定系自缢死亡。如同早前发生的类似悲剧，我们在事后总会追问何以发生？他失踪后，当地发动上千人寻找，大量网络主播扑进县城，单条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达百万。然而，在他生前，这个15岁少年的心声无人察觉，遮蔽在他人“内向”“孤僻”“上进”“乖巧”的形容中。
他不是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事后，当地警方寻找心理专家，通过访谈和分析，识别出少年的厌世和轻生倾向。无论是在和父母的电话中——一天内三次哭诉不想读书想回家，和同学老师的交流中——表示学习压力大休息不好，在课堂笔记中——“如果我不活了，将会变得怎么样？”，胡鑫宇都曾流露出悲剧的先兆。但几乎所有的环节，都错失了他的呼救声。
多位接受访谈的心理咨询师告诉《知识分子》，他们经手的多个案例中，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曾试图发出求救的信号。在拥有诉说痛苦情绪的能力之前，一些孩子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痛苦，身体直白地做出了反应，冒冷汗、发抖、拉肚子。一些儿童试图笨拙地表达，一个小孩说，“我觉得不舒服，我一直想哭”。另一个小孩问咨询师，死是不是就是蛇蜕皮？
语言表达之外，一些孩子表现出不想上学，易发怒。但成年世界中，这些信号被否认和漠视了。家长们习惯说，“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情不好”“太脆弱了”。快要溺水的孩子试图把求助声放得再大一些，一些成年人掏掏耳朵，只觉得吵闹，“叛逆”“不听话”。
“一个孩子绝不仅仅是因为被家长打了两巴掌，决定去死。自杀问题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情况。”一位多年从事自杀干预的精神科医生强调。另一位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将预防和干预系统比做一张网，家庭-学校-医院-机构-社区理应将产生自杀意念的孩子兜住。一些孩子被兜住了，但一些没有。
成年人与孩子的沟通存在障碍，许多家长愿意寻求帮助的首位原因是“孩子成绩下降”，而非关注情绪本身。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无法识别自己的情绪，更不要说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情绪问题会表现得更为具体：比如考试前拉肚子、发烧。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孩子的日常功能已经受损，比如失眠、注意力难以集中，失去做事的动力。
在关于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因素中，研究者发现，孩子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方式、创伤事件中。但回到现实，孩子感知到的痛苦往往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成年人的认知中，孩子是没有痛苦的。即使摆在他们面前的痛苦如此清晰深刻。
一个11岁的孩子跟母亲走进精神科医生的诊室，袖子下的伤口已经结痂，她自己割的，母亲跟医生开场的表述是，“孩子青春期，闹小情绪。”医生注意到，孩子撇了下嘴，把头扭过去了。另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孩子哭着跟家长说，“没有人跟我玩”，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去念书的，不是去交朋友的，你好好学习，自然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
张斌曾任深圳康宁医院危机干预副主任，这几年，他做危机干预培训时，加之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报告，念小学的孩子已经出现自杀意念。其他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也都报告了自杀意念低龄化的趋势。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10%至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卫生方面的疾患，占总数一半的精神疾病初发于14岁前。自杀是15至19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一项2016年的研究显示，研究者对中国13个地区12733名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进行调查，其中32%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有自杀意念。在报告自杀意念的孩子中，9~12岁的孩子占27.67%，13~15岁的占比为36.93%，16~18岁的为33.89%。
另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2016年，在城市地区，10~14岁儿童发生自杀死亡率大幅上升，从0.24/10万人升至0.98/10万人，但15~19岁孩子的自杀死亡率有所下降。然则，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在很多成年人的认知中，孩子是没有痛苦的。即使摆在他们面前的痛苦如此清晰深刻。
当家庭成为博弈场，医生和咨询师们捕捉到，当被告知孩子处于抑郁状态，甚至存在自杀意念时，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羞耻。“不可避免地想，我怎么养出这样的孩子？”类似的话语和对峙反复上演，“你成天说死也没有死，就是为了吸引注意”“有本事你就去死”。在张斌看来，此类话语的背后，是家长希望以此证明，“孩子存在自杀意念是假的”。
即使孩子已经发出求救信号，但他们是否能够得到治疗和干预，决策权还在家长手中。接听自杀热线的志愿者们反馈相似的案例，求助的孩子们表示自己很痛苦，但家里人对此的反应则是，“你就是矫情，其实没有病。”即使到了医院，医生们也发现，治疗的推进困难重重，受制于家长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条件。
这是摆在医生和咨询师面前的困境。他们注意到，一部分孩子逐渐有独立的意识，察觉到痛苦，也有求助的意愿，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依靠家人生存。面对不理解不支持的家长时，原本就得不到专业支持的孩子会陷入更强烈的冲突和痛苦之中。一个理想的危机干预系统是，当一个孩子存在自杀意图时，身边的人能敏锐捕捉到，从而进入医疗系统进行干预和治疗。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干预，家庭之外，学校被认为是另一个需要重点响应的场域。近年来，教育系统自上而下提高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各个年龄段的在校学生，许多人都被要求填写心理量表。从理想层面，一个有自杀意念的孩子如何被识别出来？最初的量表并不会凸显自杀，而是进行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方面的筛查，对于评分异常的个体，专业的心理老师通过面谈，评估自杀风险。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学校的筛查失灵了。
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孩子并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异类”，这意味着他们人际关系将面临损伤。另一方面，被标记出来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危险因素，学校参考医生的诊断，往往会安排学生休学。秦河（化名），一位为北京学校提供心理支持的咨询师说，从学校角度，休学是一种不带褒贬意味的人生选择，希望孩子能不考虑任何问题，以治疗疾病为主。
但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休学意味着失去社交、生活和学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这更像是一种“惩罚”。
一些孩子将视线投向网络。陌生的网友或者自杀干预热线的志愿者接到了信号，但尴尬之处在于，他们很难在现实中帮到那个急需帮助的人。张小榛长期关注心理危机干预，她也是医疗健康领域的写作者。2021年，她曾经历的一个案例，几乎直观展现了干预系统的另一个尴尬之处：并非没有求救，也有人识别到信号，事前也曾预警，但在防护网中，16岁的女孩还是漏了下去。
女孩曾多次给张小榛，这位信任的网友讲述自己的自杀念头，网友穷尽一切劝说对方就医，但都以失败告终。她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APP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女孩说，不想活的念头始终无法告诉家长，担心家长会更激动，说些不该说的话。
在女孩进一步谈论“挑地方”后，张小榛拨打了自杀干预热线，志愿者表示，只能对本人进行干预，对于不是本人的请求，爱莫能助。她又想办法要来了女孩的电话和地址。女孩表露要买衣服，“明天就是终点”的时候，张小榛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回了电话，称已经联系到家长，家长说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那晚，女孩又打来电话，她独自在一个房间睡觉，没有人陪伴。凌晨四点，悲剧发生。
事后，女孩的妈妈联系张小榛时，这位网友讲述了女孩生前的抱怨和不满，母亲说，不可能，都是她幻想出来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对于警察事前的电话，家长的解释是，“以为是骗子”。我们对每一场悲剧的事后复盘，总能从那些“乖巧”“听话”的缝隙中察觉到异常，比如孩子回避社交，失眠、经常哭泣、表达人生无意义等等。但我们无法苛责个体疏失，在整个体系中，自杀都是禁忌不可谈论。
张斌提到，在自杀事件发生后，他们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postvention（事后介入），对自杀者身边的老师、同学、家长进行分级干预。但会不会做，要看学校有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即使他们能进入学校，有时校领导的态度也是，“悄悄做，不要搞大了”。
当我们谈论，孩子的求救信号为什么落空时，还需要面临的一个现状是，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表达本身就存在困难。
研究者发现，亚洲文化中，当个体遭受痛苦时，会表现出更多坚忍。公开抱怨的人被认为社交能力差。孩子往往会从上一代身上习得处理情绪的能力，他们被要求，当一个人感觉到悲伤和痛苦这样负面情绪时，不应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张斌在中美两地的实践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危机干预的视角中，专业人士一直强调孩子需要社会支持。但在中国和亚裔家庭中，他发现，孩子往往会表达自己有朋友，但不愿意联系朋友获取支持。
“我觉得他也很忙，也要学习，我就不要说了。”
“我觉得中国孩子的向内攻击会更多，他们会表达出自己不值得，个人没有价值，会担心讲述困境给别人增加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孩子获取社会支持面临更多阻碍。”如果说，一些孩子表达的信号是“叛逆”“非主流”，另一些孩子在“乖巧”和“内向”中无声无息地从童年和青春期挤出去。
一个有过自杀意念的孩子提到自己痛苦和敏感的青春期，她躲在被子里哭，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想过很多次自杀，甚至感觉自己已站在边缘。但这些都不曾被外界察觉。她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一切好像不曾发生。父母和朋友聊起，骄傲地夸她，“都没怎么经历青春期，不叛逆，不让人操心。”还有一些孩子，没有趟过青春期，他们像胡鑫宇一样，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