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常人们的想象，高收入群体会比低收入群体更乐于在经济上帮助别人。但一项由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的两位学者和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学者合作发表的研究指出，宏观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极大地左右富人的捐赠行为，越是贫富悬殊的地区，富人们就越吝啬。
这项研究于近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
研究者认为，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某一小部分人群中——是影响高收入人群慷慨程度的关键结构性因素。当收入集中在少部分人群手中时，也就是在经济较不平等的状态下，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相比普通人处于更有利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感受下，他们会希望去获得一种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更加重要、更具有社会价值的优越感。这样的感受使得这些生活在经济高度不平等区域的高收入人群变得更自私。
因为他们认为自身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重要，应当被赋予更多的资源。此外，在经济不平等性越高的区域，穷人的生活状态越糟糕，高收入人群则会更担心丢失其优越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们也将更加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资源。相比之下，在经济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中，那些高收入人群反而和低收入人群一样慷慨，有时甚至因为他们经济状况良好而更为慷慨。
这就意味着，如果收入不平等性会削弱高收入人群的慷慨程度，那么富人的慈善行为将不再是一个能够有效地纠正收入不均的市场调控手段。虽然在此之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数据分析来论证以上结论，但对于上述结论的区域性数据收集工作一直在进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收入最为不平等的州府)的某些研究表明，那里的高收入人群更为不慷慨。
而近日在荷兰及德国(被认为是不平等性较低的国家)的调查则显示，在这两个地区展开的“信任游戏”实验中，参与者的收入和他们回报他人的金额多少并没有直接联系。无独有偶，在收入不平等性同样较低的日本，一系列的指标均显示收入高低和慷慨程度的高低没有直接联系。
以上区域性实验均证实了只有在不平等性较高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水平才会和其慷慨程度呈负相关性，但人们仍需要开展系统性的实验来说明经济不平等性对于这种负相关性的影响程度。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问题，研究者在全美国范围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样本进行了如下实验。覆盖全美的“独裁者实验”研究首先选取了针对美国居民的“道德衡量实验”中衡量经济不平等、收入水平以及慷慨程度的数据。
这个实验的样本量为1498个个体。被调查的区域包括美国以及Columbia区域，这些区域的不平等性参差不齐。受调查者会提供他们的收入、居住地以及其他在这个实验分析中需要控制的人口特征要素。研究参照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美国社区调查时的方法，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0代表完全平等状态(每一个人的收入金额相同)，1代表完全不平等状态(某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其他人没有任何收入)。
实验中，受调查者需要完成一项“独裁者实验”，其选择结果作为衡量慷慨程度的指标。受调查者会被随机地分配“决定者”或者“接受者”的角色。“决定者”拥有10张抽奖券，每张抽奖券可以换取一次赢取10美金或者500美金的机会，也可以把自己的抽奖券送给没有任何抽奖机会的“接受者”。通过赠送自己的抽奖券，“决定者”将牺牲自己可能获利的机会而使他人受益。整个过程是个零和游戏，并不会创造新的财富。
由于整个实验过程中，“接受者”与“决定者”互相独立，从而保证“决定者”的捐赠行为不会出自对“接受者”的回馈预期。科学家们已进行了充足的研究，论证了“独裁者游戏”的结果能够有效地衡量“慷慨程度”这一指标，整个游戏中的赠送过程的行为特征与现实生活中的捐赠行为十分相似。
考虑到受调查者分散在全国范围内，研究采用分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只使用收入这一个指标对捐赠数量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贫富与否与慷慨程度之间没有相关性，这一结果与之前研究得出的观点一致，并不是所有高收入人群都一定比低收入人群慷慨程度低。接下来，研究者进一步测试收入水平与慷慨程度分别在高度经济不平等地区和低度经济不平等地区是否都具有负相关性。研究选取了收入水平、经济不平等性以及以上两者的交叉项对捐赠数量做回归模型。
交叉项的引入可以帮助测试收入和慷慨程度之间的联系是否受到经济不平等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和慷慨程度之间的联系与经济不平等性这一因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显然，这一结论与之前的假设一致：收入水平与慷慨程度的负相关性只在经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才出现。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交叉项对于捐赠结果的影响，研究采用网络工具对于经济不平等性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回归模型。
结果如下：基尼系数为0.485的地域，收入水平与慷慨程度显著负相关;基尼系数为0.454的地域，收入水平与慷慨程度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研究将分析聚焦在经济不平等性是如何影响最富有人群以及最贫困人群的慷慨程度的。研究者把年收入在12.5万美金左右(收入位列于前15%)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人群。对于高收入人群，经济的高度不平等性会削弱他们对于自身收入的捐赠比例。
而在那些年收入在1.5万美金左右(收入位列于后15%)的“低收入”人群中，经济不平等性对他们的慷慨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
此外，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者在这个回归模型中加入可能会影响个体收入的要素以及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性的要素。在这个模型中，捐赠结果与经济不平等性以及收入的交叉项依旧呈现显著相关性。
此外，研究选择了美国人口普查协会认为经济不平等性较大的9个区域的样本进行实验，以此取代上述模型中全国范围内的样本，结论一致。以上实验结果均论证了高收入人群慷慨程度随着经济不平等性的提高而减弱。但问题来了，这一结论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那些慷慨的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居住到那些经济不平等性较低水平的区域，因为那些区域的资源分配结果更符合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呢?为了回答以上问题，研究者又进行了如下实验。
研究人员通过亚马逊旗下的“机械土耳其人”网站招募的了704位受调查者。参与者提供了他们的收入、居住地以及其他信息。之后，他们被随机地分配到两张饼图模拟数据中的一张。这些模拟饼图数据是由以往的研究中获得的，他们通过描述社会结构中每五分之一人群所拥有的财富比例，显示了他们所在的居住地的经济不平等性，其中362个参与者被分配到经济不平等性较高的饼图，342个参与者被分配到经济不平等性较高的饼图。
在看过这些饼图数据后，参与者对于他们居住地的经济不平等性有了恰当的认知。之后，参与者进入“独裁者游戏”，“决定者”被赋予10次获得500美金的抽奖机会，他们可以选择保留这些抽奖券或者将这些机会送给“接受者”。
这一实验结果同样表明，收入本身和慷慨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与之前的结论一致：不是所有高收入人群都一定比低收入人群更吝啬。
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选取收入水平、经济不平等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于捐赠结果进行回归。表2中模型1显示其交互项具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不平等程度较高时，高收入参与者表现出较低的慷慨程度;而当不平等程度较低时，收入与慷慨程度并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地，研究人员在这个回归模型中再次加入可能会影响个体收入的要素以及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性的要素，实验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2及。
同样地，研究者再次将分析聚焦在最富有人群(收入前15%人群)以及最贫困人群(收入后15%人群)，结论同上：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经济的高度不平等性会削弱他们对于自身收入的捐赠的比例。而对于“低收入”人群，经济不平等性与慷慨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
以上一系列实验表明，高收入人群的慷慨程度受到他们对于经济不平等程度认知的影响，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的资源被较不公平分配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慷慨程度较低。并且，当我们保持其他影响个体收入(如教育水平或者就业状况)或者收入不平等性的要素(如人口规模)不变时，上述结论依旧成立。
综上所述，当高收入人群认识到自己处于资源分配较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时，他们的行为会更加自私。
而当这个假设条件不成立时，高收入人群并没有更吝啬，相反地，由于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慷慨。因此研究者认为，收入与慷慨程度的联系随着被调查范围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不平等性最高的加利福尼亚州，收入与慷慨程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而在荷兰、德国以及日本这些不平等性较低的国家，收入与慷慨程度并不存在这样的相关性。
但为什么经济不平等性会显著减低高收入人群的慷慨程度呢?在较高的不平等性社会结构中，高收入人群会意识到他们与其他人群的社会地位差距巨大，从而导致他们会更加担心自己失去这样优越的社会地位。因为在这样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一旦从高收入人群转变成低收入人群，其落差也将是巨大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当社会的不平等性程度较高时，那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认为这样的资源分配是公平公正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精英情结”，认为是辛勤工作造就了他们的高收入生活；而在那些不平等性程度较低的社会中，这样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显著。
科学家可以针对这背后的机制做出进一步地研究。同时，这样的结论意味着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可以增加整个社会财富的捐赠程度。那些减少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例如阶梯式的税收制度，贫困社会保障制度等，能够降低收入水平和慷慨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从而进一步提高富人的慷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