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有些人进入亲密关系的契机，并不完全出于“爱”，而是出于“虚弱”。比如，童年习惯被入侵边界的人，可能会被极具支配性的伴侣吸引，重复创伤性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今的亲密关系，是如何与早年互动模式交织在一起的。
在国内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包括我自身的家庭背景，都是一个偏重男性，但女性又不断抗争的图景。大家都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是父权制的社会，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特别形象地呈现了这个古老男权社会下，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的竞争与爱恨情仇。
但是，五四运动以来，尤其建国后，开始提倡男女平等的概念：妇女是半边天，妇女不输男同胞。于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来访者，他们的妈妈几乎在他们刚满月的时候就把他们送进了托儿所。在这样的时期，女性看起来跟男人一样变得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甚至比男人还要厉害，似乎这就是一种男女平等。
我在日本求学工作的八年间，发现日本的女性相反地呈现了另外一种状态，那就是甘心情愿地回归家庭，日本社会直至今日也是一个非常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社会：比如，企业中的女性员工在即使工作一辈子，充其量就是升到最低的管理层；即使从最好的大学毕业，女性结婚后也大多选择辞职，回归家庭，生养孩子、伺候老公。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带给了我很⼤的困惑：究竟到底哪个是对的？女性是要依赖？还是要独立？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女性的成长：“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今天的文章，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女性心理功能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如何受到家庭的各种影响和制约；以及我们将如何解决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实现自我成长。
心理学家海伦妮多伊奇提出，将女性心理发展分为：青春前期，青春早期，青春期和母亲期等四个阶段。通常所说的“生理上的成长”是指从孩子成长为大人，也就是18岁成年。但是心理成长要复杂得多：作为女性，不仅要完成一个双重认同的过程，而且，多伊奇认为，其中还包含成为母亲的过程。
什么是双重认同？小女孩从降生开始，是通过对母亲的认同，完成她对自我性别的认知的。她知道“我是个女孩子”，可以“穿花裙子、扎辫子”；大概到了四，五岁，女孩的认同对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对父亲的认同和对母亲的敌对感。这一阶段特别重要，因为，此时，女孩逐渐学习如何跟男性相处，习得父亲所代表的规则，获得安全感；同时，这也是是女孩不至于跟母亲过度粘连的一个过程。
有很多小女孩这时会说，爸爸真好，我要跟爸爸结婚，妈妈真讨厌，那么如果这之前母女的关系很好，这个时期父母的关系也不错，过了这个时期，女孩就会很快再次转向对母亲的认同，开始想要穿妈妈的裙子，穿妈妈的高跟鞋，然后进入青春前期。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阶段出了问题，最终都会妨碍女性的身份认同和成长。
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母亲对女儿发展的影响如美国作家南希·弗莱迪所言：“当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女孩（即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母女俩的命运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认同和相互依靠，也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限制”。
波伏娃也说过“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女性认同对象始于母亲而止于母亲的历程足以说明母女关系对女性成长产生的影响将超过其它任何社会因素。如果母女关系无法顺利发展，将对女孩子的自我认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最理想的母女相处模式，当然是完成双重认同的过程，最终完成对女性主体的认同。既可以跟母亲很亲密，也可以离开母亲，去独立生活。那么，如果处于不理想的母女相处模式中，该怎么办呢？如果处在跟母亲的共生关系中，你需要看到母亲自身的局限，不要过度认同母亲，要有勇气离开。只有先成为自己，才有可能给予妈妈成为自己的勇气。
如果贬低、看不起母亲的，那么需要看到，你跟母亲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去除“母亲”“女儿”的伦理外衣，母女关系的实质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影响。对母亲的贬低，事实上是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贬低；跟母亲的竞争，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这个母女爱恨交加关系的起源于渴望男性的肯定，所以，你需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以作为价值感的来源。
事实上，对我们而言，母女间的爱恨情仇，始终是根源于爱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阻断了通过母女关系获得成长能量的源泉。就像所有想要成长为男人的男孩需要与父亲和解、认同一样，都是“回家”的必经之路。
作为女性生命中第一个异性形象，父亲是女性认识异性、了解异性的最初模型。与母女关系一样，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认同也是获得自我存在价值和生命的力量源泉。父亲的言行，都会给女性以后的感情生活、人生道路带来影响。
造成父亲缺席的原因通常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父亲意外死亡或父母离异；二是父亲真实地生活在女儿身边，却对女儿的成长视而不见。有些父亲甚至直接逃避了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一种父亲“在场的缺席”。无论何种缺席，都给女性造成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
在缺少父爱的破损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女性，成年后都试图通过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托付给成熟、儒雅男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把成熟男人当作自己值得托付依靠的对象，和唯一的爱恋对象。一方面，潜意识里这反映了她们对父爱的渴求；另一方面，这说明在父爱缺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内心深处没有什么安全感。
在不断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她们对父爱的渴求变成病态的欲望，必然导致女性主体性的丧失。她们极度害怕跟爱人的分离，非常容易在亲密关系中受伤，也经常会有一些自恋性的幻想，渴望爱人可以心意相通，不需要自己说就懂自己的需要。
在女儿成长中，破坏性的专制的父亲给予的并不是鼓励和欣赏，而是以“家长”身份对女儿的压制或侵犯，甚至是身体上的暴力、语言上的羞辱。事实上，破坏性的父亲会带给女孩深重的影响，让她们长大后丧失对男性最基本的信任，恐惧男性，但大多又会因为熟悉这样跟男性相处的模式，而会找一位同样有暴力倾向的配偶。
在专制父亲的影响下，女性是没有自由和权利可言的，只有认同父权，依附父权，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保障；女性的成长也要按照父权文化的要求，成长为具有被动性，没有自我的女性客体，而非主体。
在上述几种类型父亲照看下成长的女性，事实上都还没有长大，都还陷对父亲强烈的爱恨中，自然不能跟配偶建立成人般的亲密关系，于是，多多少少都会在婚姻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父亲缺席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特别渴望被爱；父亲专制的家庭长大的孩子，非常乐于奉献，害怕失去丈夫，同时会有“拯救与被拯救”的情结；破坏性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特别害怕被伤害，但她们的受虐气质又会不断吸引具有攻击性的男性。
任何情感的伤害，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命蜕变。孩童时，被爱的渴望只能由父母给予，但是长大以后，我们可以学习去爱自己，例如学习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在里面找到价值感。在蜕变的撕裂疼痛中不逃避，去勇敢面对，在绝望里放弃对永恒父亲的幻想，放弃对理想化亲密关系的幻想，学会爱自己，拥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
就像波伏娃所期待的那样，“将来有一天女人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到了那一天，爱情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
而只有我们自己有力量，某种意义上男性也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两性关系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滋养。
就一个女人而言，在她的成长岁月中有女性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女性间的关系又是充满变数的，她们之间任何的变化或发展都有可能引起彼此之间的嫉妒与怨恨。可以说，女性之间的战争与女性成长是相伴相随的。
同性关系既是对母女关系的重复，也是对母女关系的修正。与母女关系一样，同性作为女性成长的一面镜子，对于女性的自我认同、自我发现起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有几个可以终其一生相知相伴的闺蜜，在女性成长的路上互相镜映，会是种重大的支持，某种意义上比起跟异性的关系更加自由。
回过头来，在男性社会中，女性的成长每一步都跟男人有关，但每一步又都需要离开男人，回到女性的位置上才能成长。这似乎是个悖论，就像那个依赖还是独立的问题。在这个男性象征着规则的社会，女性需要依赖规则的约束和保护，但是也需要让自己在规则里实现女性独立主体的实现。
事实上，我们终其一生，也许就在寻求此中的平衡，和自由穿越的能力。男人和女人都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男人，就如同没有男人也就没有女人。事实上，两性本就是圆的一体两面，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像个成年人一样看到各自所在的位置，自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