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一项分析显示，过去二十年，中国论文撤稿率排名世界第四——每发表1万篇论文，就有23.5篇被撤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成为了撤稿大国？
2023年，全球科学论文的撤稿数量创造了10000篇的新纪录，体量几乎与2020~2022三年间的撤稿总量相同。学术不端行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根据科睿唯安前分析师、学术出版情报从业者Christos Petrou的一份分析，十年前，全球科学界每发表1万篇期刊论文，平均会产生3.5篇撤稿；然而到了2022年，科学界每发表1万篇期刊论文产生的撤稿数已经高达11.2篇，是前者的3倍。更重要的是，Petrou的分析指出，近年来大量发生的撤稿部分归因于中国作者。
如果将中国撤稿论文、期刊违规以及极个别的“撤稿惯犯”排除在外，科学界的撤稿率与2014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在期刊出版方眼中，中国急速膨胀的学术发表量让这片土地成为了“繁荣且危险”的国度。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科学家活跃的产出令中国成为了世界发文量第一大国。2022年，全球学术界发表的论文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作者，较2014年增长了50%。
但同时增长的还有撤稿数——2014年，中国的撤稿率为万分之四，撤稿论文数占世界撤稿份额的16%；到了2022年，中国的撤稿率已经激增至万分之二十八，全球高达54%的撤稿都来自中国。
根据Petrou的计算，如果将中国的撤稿数据排除在外，其他国家近三年（2020-2022）的平均撤稿率仅为5.9/万篇，连中国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庞大的撤稿量令学界同行和期刊编辑对来自中国的论文充满警惕：如果被发表出来的问题论文都有这么多，那么在发表前就被拒稿的问题论文恐怕将是撤稿论文的十倍甚至百倍。
然而，对所有中国论文进行“有罪推定”是不公平的：并非所有领域的撤稿率都那么高。Petrou的分析显示，生物医学领域“突破天际”的撤稿比例将中国科学的声誉拉低了一大截：2020-2022年，中国作者在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撤稿率为万分之百一十三。而在化学、能源、数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物理学与天文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中国作者的撤稿率不到万分之五，只有同一时期全球平均撤稿率的一半。
Petrou还在分析中发现，如果中国将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撤稿率减半，可令全球平均撤稿率下降14%。
近年来中国的生物医学类论文撤稿量如此巨大，论文工厂的泛滥难辞其咎。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出版行业的工业化，能够批量“生产”SCI论文的论文工厂出现了。这些擅长无中生有的组织，能以买卖、捏造数据或抄袭的方式生产大量“论文”，还能保证这些“论文”能够被期刊接受和发表，通过向有发表需求却没有条件做科研的人群出售“署名”“包发表”等服务来盈利。
中国的临床医生群体就是论文工厂的“大客户”之一。根据一项2022年《英国医学杂志》（BMJ）的研究，从2017年起，学术界来自论文工厂的撤稿数量开始激增，直到2020年才开始回落。在目前已知的论文工厂撤稿中，96.8%的“作品”都来自中国，76.9%的第一作者单位为医院。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2015年，国内已经有媒体报道了医学职称论文发表行业的利益链和细化分工：“杂志社通过第三方作为医生和杂志社之间的‘桥梁’，医生交钱给中介，中介负责联系杂志社与之商量发表论文的时间和版面，然后从中抽取部分费用作为‘报酬’。”不难看出，报道中的“发表中介”已经初具论文工厂雏形。
加上国内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制度规定职称晋升必须要发表相应数量的论文，而临床医生们往往很难分出足够的精力做科研，从找枪手代写发展到使用论文工厂包办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实际上，受到撤稿“老鼠屎”困扰的不只有中国。在Petrou的分析里，“撤稿惯犯”也需要对科学界日益增长的撤稿率负责。从2014年到2022年，撤稿记录超过10次的论文作者越来越多，从89人增加到了330人。
其中，三名日本学者更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日本撤稿记录的一片天：从2011年到2022年，麻醉学家藤井善隆（Yoshitaka Fujii）、上嶋浩順（Hironobu Ueshima）和骨科医学家佐藤能啓（Yoshihiro Sato）以人均100+的撤稿记录占据了日本全部撤稿量的近四成。
Petrou认为，对论文工厂和生物医学领域撤稿问题的改善，离不开期刊出版方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医学和生物科学研究人员的激励措施改革。2020年以来，我国多个部门均已印发有关文件，要求破除“唯论文”导向，不再提倡以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职称晋升、学位授予等各种学术评价的前置条件。
2023年来，多地医疗系统也出台规定政策，开始将医生与论文“解绑”，接受健康科普作品作为医务工作者职称评审的有效“筹码”。
守护科学记录的纯洁性，对每一个科研人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