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7年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的硕士生导师，到2015年初离开该所，总共指导了41位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平均每年指导2.3人。最近这些年，我每年只带一个；以往在精力旺盛的时候，曾经一年带过5个。40人中，26位是全日制研究生，15位是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俗称“在职研究生”）。简单小结一下多年来带学生的经验教训，有三点特别想说。
我出论文题，比学生自主选题的效果要好。26位全日制研究生中，按照我出的题目开展研究的有20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我加以指导的有6位。我说的“效果”指的是：学生在研究过程中撰写的相关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明显比另一组要高；获得优秀硕士论文、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毕业生等称号的都在这一组。当然，自选题目的学生，也许他们自己觉得收获更大。
有意思的是，自选题目的6人，4位在企业工作；两位在学术机构工作，其中一位当年有两位导师，其题目是另一位导师出的，不是我出的。因此，此人并不属于“自己选题”，只是不属于“我出题目”而已。换句话说，5位自选题目的的学生中，4人在企业工作，占80%。全日制的20位中，任职于学术机构和企业的各一半。从这个小样本来推断，能不能说：有主意的（自己选题就是有主意的表现）学生更倾向于去企业工作？
15位在职研究生，自选题的有9位，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多数是结合自己工作单位的业务需求来选题的。按我个人的评价标准，我布置题目的6位同学中，其论文质量较高的有3人，占一半；另外一组9人中，论文质量能让我满意的最多3人。
论文质量较高的那些同学，主要靠他们自己的勤奋努力，我的指导作用有限。比如我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是任学宾，我给她出的论文题目是“报纸科普宣传现状的比较研究”。
她自己检索、阅读了大量传播学文献，决定采用“构造周”方法来抽取报纸样本。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构造周”，如果她被动接受我的指导，就不可能采用此方法。又如，我给马明同学出的题目是“Don R. Swanson的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及对于情报学的方法论意义”。为了做好这个题目，他与Don R. Swanson教授频繁地进行电子邮件交流，获得了一些重要信息，只读文献是无法获取到这些信息的。
马明和我合写的论文《Don R. Swanson的情报学学术成就的方法论意义与启示》是我论文中被引次数较高的一篇。
导师组的团队力量可以为研究生培养做出很大贡献。早年，我带研究生都是一个人带，而我的知识结构、技能、考虑的周全程度总是有缺陷的。最近这些年，中信所推行导师组的做法，因此，我带的学生也都受到中信所情报方法研究中心的科学计量学导师组内其他成员的指导和帮助。
中信所每年毕业30多个全日制研究生，其中能获得中信所优秀硕士论文称号者顶多3人，挺难的。我带的41个学生中，只有3个人的学位论文获得过优秀硕士论文。其中一位学生，我本来给她建议了抽样的文献范围，但导师组其他导师认为，这样抽出的样本量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建议扩大样本量。学生听从了这位导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导师的建议，她的论文质量肯定就要逊色不少。
学生苦与累的另一面。
我们的学生们在导师组的领导下要干很多活，参与各种研究项目，有些项目与其硕士论文选题并无明显联系。因此，我们科学计量学导师组所带的研究生们总是很苦很累的，随着我们的正式员工加班加点是常事。但是，多方实践增长了他们的才干，对其寻找较满意的就业岗位很有帮助。有意思的是，这些当年干活最累的学生们与导师组成员反而最亲，与老师的关系特别好，他们毕业多年后还老想着将当年的老师们请出去聚餐，我们已经聚了多次了。
相形之下，我观察到另外一些导师组内的学生在写作硕士论文期间相对轻松，不怎么累，但他们与导师也不怎么亲，毕业之后可能就不相往来了。我的个人经验体会没有推广意义，只是18年之后忍不住做一个回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