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6年来医改工作艰难曲折，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我国建国后，实行全民公费医院，万民称赞。没有“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吃回扣、拿红包、医药分家，医患矛盾激化、打护士、杀医生等现象发生。二、1962-1965年鼓励公社卫生院自负盈亏，消弱了刚刚建立起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扩大了城乡差别，被批为“老爷卫生部”，进行了纠正。
对城市医疗工作的体制机制没有太大改变，主要要求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组织大量医疗队下乡。三、1990年在全国各行各业市场化的大潮中，医药卫生系统提出将医院全面推向市场、商业化，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逐年减少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每年给的经费只够1个月的支出，另11个月的经费要医院“创收”，自己养活自己，甚至提出2—3年后完全“断奶”，停止政府对医院的投入。
实质上是把国家医药卫生的经济负担转嫁给人民大众，病人看病的自费负担急剧上升，“看病贵”、“看病难”“以药养医”，吃回扣、拿红包、医药分离、医患矛盾，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城市五星级大医院贵族化，农村医疗及城市基层医疗机构日益萎缩。全国医改停滞不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群众意见纷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药卫生界及各界群众代表，纷纷对医改提出质疑，对1990年医改后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提出批评。
但是在当时敢于站出来讲真话者很少，仍然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欠是次要的。多数人只谈现象，不谈医改不成功的真正原因、实质性问题。在一些现象上、成绩与缺点上争论不休。一些媒体及主管部门将矛头指向医务人员，成为医改不成功的罪魁祸首，广大医务人员成为代人受过的出气筒，白衣天使成为白眼狼。2006年由温家宝总理、吴仪、陈至力副总理及各部的部长，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邀请各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及国务院工作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在这次会上我斗胆提出医改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有三：①国家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补偿机制不健全。②所有医院全部推向市场商业化，医院性质由“公益性事业”变成“营利性企业”，把国家负担转嫁给老百姓，“看病贵”是必然结果。
在全国各行各业推进市场商业化的大潮中，政府机构、立法执法部门、公检法系统及军队等，不能也不应该推向市场商业化，全国所有医院是否应该全部推向市场、商业化？应该认真研究慎重处理。③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大量资源（高级专家诊疗设备及经费等）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豪华型医院，而群众享受不到最好的医疗服务，“看病难”无法解决。因此，建议增加国家投入，明确医院性质，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等一系列医改措施。
我发言后，吴仪副总理走到我身边说：“你的发言好极了。”四、2009年中央6号文件：确定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改革方向，以基层医改，基本医保及基本药物制度为重点，全面推行医改，最近国务院又公布公立医院改革的一系列规定。从方向、道路、政策、法规等方面为我国医改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主要措施。按道理讲，我国医改理应获得重大进展，在正确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但是医改两条道路之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正如江宇文章“中国医改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指出的：，一条是强调政府主导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强化政府责任，人人享受公平的医疗服务。另一条是强调市场主导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推进医院的市场化、商业化，鼓励私营医疗机构，商业保险。医院是公益性机构还是营利性企业之争，仍在继续，并未真正解决。中央指示精神尚未完全落实。
因此医改“颠覆性错误”的主要危险是：医疗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的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以及医药利益集团固有化等。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指出了医改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方向性问题仍然是两条道路之争。文克玲教授高度概括的指出：「无非是“谁生病，谁出钱”和“一人生病，全国人民出钱”之间选择一种折中方案」。此论极是，完全同意。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只有有钱有权的达官贵人才能享受到“一人生病，全国人民出钱”五星级贵族医院之优待；而广大农民、市民只能是“谁生病，谁出钱”，承担更多的自费医疗负担。“看病难”、“看病贵”仍然发生在广大群众，而不会发生在少数达官贵人身上。很难做到在医疗保健中人人平等。今后如能将国家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投入给公立医院，使广大平民百姓到公立医院去，“一人生病，全国人民出钱”，享受全部公费的医疗服务。
而有钱有权的达官贵人到私立医院去“谁生病，谁出钱”享受五星级贵族医院的高级服务。各得其所，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要求，是否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