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启铿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在悲痛之余，回忆他的一些事，以表纪念。陆启铿先生是1951年来中科院数学所的，他和王元、万哲先两位院士是华罗庚先生回国后的第一批弟子。华罗庚先生一生在数学的三个重要方向（数论、代数、多复变函数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三个方向的后继者分别就是王元（数论）、万哲先（代数）、陆启铿（多复变），这三位弟子都分别在这三个方向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的成就得益于华先生对学生的训练极为严格，使他们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数学基本功，他们在研究工作中又都得到华先生这位数学大师的指导，另外，他们个人的天赋和能力也是很突出的。以华罗庚所长为首的几位“开所元勋”（他们是数学几个不同方向的学术权威，数学所最早期的研究员）的首批弟子在数学所是很特殊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学所（包括后来成立的数学院）几十年的历史上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与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在业务上是大家的老师，但在生活上却和大家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数学所的人通常都亲切地用名字中的两个字称呼他们，例如，称陆启鏗先生为“陆启”，而尊敬地称呼老一辈人为“老”或“公”，例如称华罗庚所长为华老，称关肇直先生为关公，称吴新谋先生为吴公等。陆启从小下肢残疾，不能行走。在人们的印象中，残疾人一定是一位弱者。但陆启向大家证明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数学所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游泳比赛，要求从知春亭游到湖心小岛龙王庙。参加比赛的只有陆启一位是残疾人。比赛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竟然是陆启得了第一名。由于身体残疾，他上班和远距离行走都用脚蹬三轮车（直到最近若干年，才换上了电动三轮车），近距离行走一直是靠双拐。这不仅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也使得他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尤其是有较强的臂力。所以他游泳得第一并不偶然。陆启在业务上更是一位强者。
2014年6月10日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年来的科学成就，其中第一项是两弹一星，第二项就是多复变函数论，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十多项成就中唯一的一项数学方面的成就。与两弹一星相并列，可见华罗庚和陆启鏗工作的重要性。陆启在多复变函数论领域的工作被国际上称为“陆启铿定理”、“陆启铿引理”、“陆启铿常数”、“陆启铿不变量”、“陆启铿问题”或“陆启铿猜想”。
陆启在数学物理领域的工作也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在强手如林的国际数学界，陆启铿以他杰出的贡献表明他是一位强者。陆启在政治方面、学术方面及日常待人接物中都是十分正直的。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不断，今日整这人，明日整那人，大多数人在政治运动中都谨小慎微，不敢说真心话，这是时代造就的“两面派”。但在大家的印象中，陆启总是有啥说啥，是敢于直言的“一面派”。
1966年上半年数学所搞四清运动，主要批判对象是吴新谋等三位老专家，批判他们“理论脱离实际”。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开了多次批判会，所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吴新谋先生早年在法国留学和工作，是早期的法共党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后担任所党组成员、微分方程室室主任，是我国微分方程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他通过带学生、讲课、接受大量高校教师到数学所进修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偏微分方程方面的人才；他根据“两弹”等重大项目的需要推动了全国偏微界以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特别是非线性双曲型偏微分方程为重点研究方向，他本人也参加了这方面的课题；五十年代三峡工程准备上马，他派了一个小组到武汉去工作；他协助成立了力学室，该室对卫星轨道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由于对吴新谋的批判组织得雷厉风行，无人敢发表不同意见。
那时，陆启只是一名普通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机会，不过他却敢于在各种场合表态，不同意批判吴新谋。他的这种态度是数学所尽人皆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运动的重点由所里转到了院里。陆启以“一兵”的署名贴出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陆启为人正派，从不整人、不伤害人，从不卷入无原则的纠纷，也从不背后说别人的闲话。不过，俗话说“躺着也会中枪”。
几年前，在一所高校召开的一次大会上，竟然有一位数学家捏造“事实”对陆启进行人身攻击。数学所的同事们从网络上看到那位数学家的发言后都很气愤。这事之后的春节，我和老伴武际可去看望他们一家，当谈及此事时，陆启淡然以对。他一面通过正式途径反映意见，一面对数学所的同仁们做工作，要大家维护两个单位的团结。他还亲自去该校与一位院士交谈，表达了团结的愿望。他表现出的如此宽阔的胸怀，真不愧为大家风范。
文革结束，数学所恢复正常秩序后，陆启铿担任了数学所的常务副所长（所长为华罗庚先生），实际主持数学所的工作。华罗庚所长之所以委托、数学所的群众之所以拥戴陆启担任这一工作，并不是陆启有什么行政工作经验，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过行政工作，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者，对拉关系、耍手腕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大家拥护他，是因为他为人正直，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数学所能办成国内一流的学术机构。
陆启也不负众望，精力充沛地投入了工作。有一阵，他甚至将花白的头发染了一下，显得特别精神。我们碰见他时都说：“陆启，你真帅。”他开玩笑地回答：“领导干部年轻化嘛。”（这是中央的号召）我于1958年分配到数学所微分方程室工作，当时微分方程室与陆启的办公室相邻，所以与他比较熟悉。到1966年我们家又住到中关村40楼，就在陆启家隔壁，直到1982年前后两家搬家才分开。
由此而开始了我们两家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视还不普及，陆启家较早买了一台9吋黑白电视。数学所很多家住在40楼，每到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带着孩子到陆启家看电视，我们家更是近水楼台。陆启家虽然很狭窄，但他们从来都是很热情地欢迎大家。陆启的夫人张木兰和儿子国光搜罗家里所有的凳子招待，大家挤在一起边看边聊，很是开心。孩子们也在一起凑热闹，一起玩耍。这是那几年最主要的娱乐，也是一种苦中的寻乐。
上述情景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直到现在仍沥沥在目。后来各家都先后有了电视机，这样的聚会就没有了。不过电视也似乎没有大家挤在一起看的时候好看了。
去年十月，惊闻陆启患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不能动手术了。我和武际可去看他。陆启对自己的病是很坦然的，他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病情和治疗情况后，就谈起一些学术问题和他关心的一些大事，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院士会上的讲话。直到今年8月8日他临终住院前，他还照常参加国际会议，每天骑着车到所里去上班，坚持做研究工作。
陆启，我们永远怀念你，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