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是彩色的，大学是彩色的，人是彩色的，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差异，连物理学的早期发展道路都五彩缤纷。
中国物理学初创时期有三条很显著的发展的轨迹，一条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栋梁之才，着眼于“提高”的轨迹：有叶企孙、吴有训的长期经营、稳定的庚款办学经费、强大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填补学科空白的精心设计；第二条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心怀苍生，着眼于“普及”的轨迹：谢玉铭（谢希德的父亲）、班威廉的长期经营、稳定的教会办学经费，以宗教的热忱、服务大众的理想、进行有效的播种；第三条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轨迹，开辟研究道路，让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严济慈的长期经营，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研究，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清华大学物理系志存高远，名师打基础，庚款留学定方向，设计造就物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最终成绩斐然，产出一批科学大牛：王淦昌，核物理；龚祖同、王大珩，应用光学；赫崇本，物理海洋学；顾功叙，应用地球物理；熊鸾翥，弹道学；王竹溪，统计物理；钱伟长，力学；赵九章，气象学；秦馨菱、翁文波，地球物理学；马大猷，声学。
这种短期内领军人才“井喷”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现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苛刻历史文化的条件，现在总被提起，但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现，让人叹息！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夺走了生命。虽然燕大的躯壳（校园）被北京大学收纳，但燕大的灵魂已经飘散，目前还看不到重新凝聚再生的希望。燕大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着眼点在于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社会责任，培养有社会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由此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
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燕大物理系的定位首先是培养物理教师，其次才是物理学研究人才。事实上，1934年前，燕大物理系毕业生无一例外都做了教师。
燕大理学院院长S.D.Wilson（韦尔巽）1939年在的一篇题为“科学研究与国家进步”的文章中写道认为：三俩离群索居的科学家绝不可能在整个民族建立起科学精神；科学如果不渗透到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中，就不可能影响其国民生活；在当今中国，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不去影响大众便是失职；中国需要的是一边研究一边用科学方法训练大批学生的教师和领袖。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能做而又肯做物理学研究的人本来就非常少，加之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和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后，一大批大学为了保住“大学”的名号，不得不按官方规定去完善院系设置，新开设了一批物理系，更造成了高水平的物理人才的短缺，严济慈所长只能招收刚大学毕业的年青人来所工作，在工作中培养。
严济慈1949年曾回忆当时的情形：“研究从一个人一个问题开始，必须继续不断的吸收人，往前进，成为一个队伍，这就是开辟道路；更须在出发点不断的加深加大，巩固起来，这就是打基础。引申来说明，为容易得到结果，一个开始做研究的人，买现成的仪器，用人家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类似的问题，结果是新的，值得写成一篇论文发表的，但决不会怎样惊人的。开始的时候，可以原谅，但决不能老是做人尾巴。
我们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脱离殖民地状态。我们研究一门科学必须设法使这一门科学在中国生根，才能迎头赶上，而且立即超过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