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已经20多年了，尽管有人声称中国是足球的发源地，历史上还产生过几个“足球皇帝”和高俅之类的球星，当代中国足球的水平却远远落在世界后面，国家男队的战绩更成了小品节目与公众不断调侃的话题。与此相反，相对于西方起步较晚的中国科学史事业，虽然就学术积淀与总体水平来说与先进者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几代学人的持续努力下，中国的科学史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的征程。
在2016年欧洲杯带来的新一波足球热中，笔者将旧文整理并配图发布于微信公众号，以飨热爱足球运动并关心中国科学史事业的朋友们。
河南登封市嵩山南麓的汉代启母阙石刻《蹴鞠图》，据考为东汉遗物。汉代开国太上皇刘煓就是个足球迷，传说高祖刘邦登基后，太公仍怀念往昔蹴鞠斗狗的生活，终日郁郁寡欢，刘邦遂命人模仿旧居造新丰城供其玩乐。
剑桥大学的劳埃德教授是科学史这一行里的大牛人，1987年荣获萨顿奖，1997年因对古希腊科学思想的研究被女王授爵，三年前还荣获一个百万美元的丹·大卫奖，后来捐给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了。2008年北京奥组委以优厚条件邀请他做命题演讲“古希腊的奥运会”，被老人家以非己所长为由婉拒。往前退到2001年，劳埃德刚卸下达尔文学院院长职务不久，被我请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持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
当时研究所的财务状况比不宽裕，老爷子还是欣然前来连讲八场。不说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单是那精神头就令参加讲习班的各地学子大开眼界，有些已经成了国内二牛三牛的听课者至今忆起当年情境仍然回味无穷。又不知哪位多事者招来电视台及若干平面媒体记者，在教室里忙出忙进的，被老教授训斥了一通——他可不像我们的一些学术名人，恨不得往镜头跟前凑。
2001年9月劳埃德教授应邀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持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随后劳埃德到外地一所名校演讲，返京后我问他印象如何，没想到他对那边听众的评价相当负面，细问之下方知是足球惹的祸。原来开讲当日适逢一场国家男足的比赛，对手是一个老先生记不得名字的西亚国家，他当然不知道“小球系国运”之类的鬼话，正讲到兴头上时，突然发现台下的小家伙们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
老先生见过大阵仗，在剑桥和其他世界名校开坛都大受欢迎，平生尚未遭遇这等奇怪现象。最终一个大胆的小子道出实情，过一会儿就要实况转播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很重要！老教授只得匆匆宣布下课。如果他知道在中国的某些单位里，职工上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讨论昨夜或今晨的某场赛事，或者要求领导提前下班回家去看一场重要比赛，不知要作何感想。
央视《百家讲坛》前来录节目，劳埃德不满摄像记者扛着傢伙在教室里晃来晃去。
说到中国当代的科学史事业，就不由得想起开创者之一的竺可桢先生。1956年9月，身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率领数学史家李俨、机械工程史家刘仙洲等人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8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是为中国第一次派官方代表团出席此类大会，也是科学史这门学科在中国制度化的先声。会毕竺老等人到几座历史名城及相关机构参观，最后一夜下榻于罗马某旅馆。
竺老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晨三点醒来觉户外有声，未几听到有人将鞋子放地上。昨晚十一点后发现门加扃后开不出，今晨起仍不能开。电话楼下，始有人来开。遇李俨，住隔壁172号，知昨有人在我们鞋中灌水。今晨他起时见鞋中水满，对面149号（不相识人）亦如是。我们问旅馆办事人，据云近有Naples球队在罗马比赛，而彼等常做此事云，其说似不可信。
”（《竺可桢全集》14卷4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竺老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但依我看他未必了解欧洲的足球文化，旅馆老板所云却多半是真话——自视“高大上”的罗马人跟京城大爷们有几分相似，对南方来的乡巴佬不屑一顾，生性豪放的桑塔露琪亚人更不是省油的灯。那不勒斯队跻身意甲豪门，马拉多纳都在那里踢了七年球，那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重大赛事就是球迷的嘉年华，借机恶作剧发泄一下在欧洲本很常见，据说英国警局里挂号的一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平日竟是进出舰队街、班克街一带的衣冠绅士。也难怪前几日在马赛，200多个彪悍凶猛的俄罗斯打手就把数千英国球迷打得屁滚尿流。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个滋事的俄国大汉嘲笑英国同道，说你们这些腆着啤酒肚的小白脸哪里配当“足球流氓”。
竺可桢先生在第8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致辞（1956年9月3日，佛罗伦萨）。说到这里不禁回忆起不久前偶过工体邂逅一场国安赛事的见闻，那是下午六点来钟，从东四十条地铁站上来一路向东，马路两边全是穿着绿色上衣的国安球迷，吹着号敲着鼓唱着歌，马路当中也被人流、车流挤得水泄不通，喇叭声、黄牛吆喝声、吵架声（为停车或剐蹭）响成一片，好一派久违了的热闹景象。
不过比起30多年前见过的那拨京城球迷来，这帮新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啤酒肚的比例高，小美女的人数也颇伙，内中有多少人真踢过球是颇令人怀疑的。再看号称学区房周遭下午放学时的光景：小胖墩们吃着零食玩着手机，或寻找爸爸妈妈的车位，或被爷爷奶奶呵护着回家，有的干脆被大人送到附近名目不同的课外辅导班，学校的操场却不对他们开放，“从娃娃抓起”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小足球队，摄于1960年夏，前排左一那个睁不开眼的小土豆便是笔者。及至初中，所在学校附近的两个体育场都对外开放——早晨民园，下午新华路，最有意思的是向不相识的孩子群挑战（称为“合球”），有时就是临时组队混着踢。那时饿着肚子疯玩是常态，有的伙伴甚至连双球鞋都没有，一身大汗踢到路灯亮起才回家。仅就课外活动来说，现在的小朋友是否比50年前的孩子们更幸福还真难说。
上面那段插曲，只为说明本人是个从小就踢球的真球迷。
球迷遇上球迷并不都要干架或恶作剧，有一年在回国的飞机上与一位西汉姆联的粉丝邻座，虽然对那个队的历史没什么知识，由于经常看英超，竟也与他打得火热，旅途中还学会了他们的球迷歌，歌中唱道：“All girls are laughing, all boys are drinking, more, more, we want more beer……”，不知不觉就到了北京。
2002年韩日联合举办世界杯，其时人在英国，这是世界上不多的几个看电视要缴年费的国家，即使这样也只能看BBC的两三个频道，各类文艺、体育频道都需额外付费去购买。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揭幕战由上届冠军法国对非洲新军塞内加尔，是在一家商场的电器部里看的。
不久在剑桥遇见科学史家刘兵，告我说要到酒吧去看球，我就将此趣闻记在一篇小品中，现抄录其中涉及刘兵看球的一段：“世界杯开赛，英格兰VS阿根廷一战被目为死亡之组的生死战，两个怨家从福岛/马岛打到老马的‘上帝之手’直至小贝遭暗算这梁子结老了，刘兵在酒吧里抢了个高台，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体验英国式的足球疯狂。”（《剑桥遇刘兵》，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30日第24版）
拉回正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发端于1929年的国际科学史大会真的与体育攀上瓜葛。2001年7月13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左右，中国科学史代表团在墨西哥大会上获得四年后第22届大会的主办权。记得当天在酒店早餐时，鲁大龙博士（现为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兴冲冲地跑过来说，两小时前中国已经在莫斯科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鲁博士是安徽肥东人，他口中的“莫斯科”与“墨西哥”在我听来无异，绕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由于有了这一思想准备，下午上台致谢时，我用了“双喜临门”来表达中国代表团的心情。此刻坐在前排的一位不知哪国的代表突然站了起来，举起一张当地报纸，随后转身向全场代表展示，只见版面大标题写着“北京赢了”，当时场面极为热烈。
刊载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消息的西班牙文报纸，某国代表在墨西哥科学史大会上高举，呼应中国荣获下届科学史大会主办权，之后送本人珍藏。
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宣传海报（周维强设计）。在2005年的北京大会上，我以当届执委会改选唯一的全票当选国际科技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美国人南博斯横刺里杀出来，击败俄国候选人成了新任主席。这位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老兄机智风趣，绝对是个可入《新编世说新语》的人物。他也是科学史界的一位牛人，曾担任著名的科学史杂志ISIS主编，又同林德伯格一道主编8卷本的《剑桥科学史》，2008年荣获萨顿奖。
他的姓在英文中是复数“数目”的意思，名字罗纳德的简称（Ron）发音与英文“错误”（wrong）相似，因此一涉及会费改革和美国拖欠会费的讨论，他就以自己“不识数”为由逃避。不过他对中国的事情倒是蛮有兴趣，因其老爹曾来华传教，又听过一些留美人士讲述文革故事，印象中每个与我年纪差不多的中国人都有一段悲惨经历。其实类似故事我也能讲出一点，只是没必要在老外面前当祥林嫂。
有一次他又问起我年轻时在内蒙草原上干什么，我就拿出几张当年骑马、骑骆驼和踢足球的照片给他看。后来他一再向我索要那张在蓝天草原背景中倒挂金钩的照片，拖了几次最终还是扫描了一张送过去，纳闷他怎么会对那张70年代初的黑白照片感兴趣。
笔者与南博斯在布达佩斯大会主席台上，笔者1973年夏摄于内蒙古武川县厂汉木台。
谜底在2009年的布达佩斯大会上揭开，南博斯任期结束前玩了一把幽默，在向执委会同事致谢时播放了每个人的影像——多数是生活照：有人在酒吧独酌小饮，有人在饭馆大快朵颐，有人穿着条泳裤坐在海滨的沙滩上，而第一个被“秀”的就是本人当年踢球的照片。
这一插曲意外地引起了我们这个学术组织对足球的持续兴趣，首先是本人在接下来的换届选举中当选为主席，接着英国代表团打出足球牌，在争取下届大会主办权的陈述时，提出要把晚宴安排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旁的曼联俱乐部里去，只是他们没有事先说明需要另外付费。
2013年夏天第24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东道主的确将晚宴安排在豪华的曼联俱乐部宴会厅。当时老爵爷弗格森退休不到三个月，红魔王朝的光环还未露出颓败的迹象。出席者需另交55镑支付饭钱，饭菜水平按中国标准来说就提不上了，除了光洁耀眼的餐具之外就是每桌一瓶的红酒。不过多数与会者还是愿意掏银子，借机参观一下这个欧洲豪门的主场和博物馆。
各国科学史家参观老特拉福德球场内的曼联俱乐部展览厅。
7月22日大会正式开幕，我被安排第一个致辞。事先想到应该提一下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厅，道尔顿，卢瑟福，查德威克，图灵等，当然还有曼联和老爵爷弗格森，后面再加一句“中国有很多曼联的粉丝，在下便是其中之一”，心想这样既可以套近乎也能表示对这座城市的尊重。
由于对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够自信，事前拟了个草稿给朋友莫菲特看，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可要小心，那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曼联”，这可真是说到点上了。结果我在台上讲到本人是曼联（MAU）的拥趸后加了一句，“我对那些曼城（MAC）的粉丝们表示歉意”。没想到这句话的效果出奇之好，场下立刻爆发出一片会意的笑声和掌声。看似漫不经心地显摆了对该城的了解，欣赏幽默感的英国人哪里知道背后有高人指点。
2013年7月22日笔者在曼彻斯特大会上致开幕词。五天后的7月27日下午，各国及各分会代表团会议在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厅召开，议程之一是决定2017年大会的主办地，一对竞争者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两个最大国家——“A（阿根廷）还是B（巴西），这是一个问题”，本人在介绍双方代表上台陈述时是这样说的。
仅仅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两个国家都有充分的资质：巴西科学史学会是西半球除了美、加之外最活跃的科学史组织，承诺提供会场及服务的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是巴西最大的公立大学；相比之下，阿根廷的科学史似乎有更高贵的出身，与萨顿齐名的意大利人梅利（Aldo Mieli）乃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创院秘书长，自1938年被墨索里尼驱逐后就一直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继续编辑《国际科学史档案》直到1947年。
按照字母顺序，阿根廷代表洛伦扎诺先行陈述，他已经70多岁了，说到这是第三次申请时语音呜咽，看来将此事看得很重。巴西代表索阿威斯是该国当任科学史学会会长，正值壮年且显得轻松自信，他甚至开了个玩笑，说可惜我们没有能力安排两个国家的足球队来老特拉福德赛一场，以胜负来决定谁家来主办下届科学史大会。最终表决的结果，巴西以37比23胜出获得2017年科学史大会主办权。
第二年巴西举办2014年世界杯，A、B两队都杀进了四强，本来我以为可以为索阿威斯兑现一个当年戏言的机会，谁知巴西桑巴和阿根廷探戈都敌不过披坚执锐的德国战车，天才、浪漫和激情败给了坚韧、纪律和意志。
走笔至此，2016年欧洲杯已决出八强，德国战车前面还有老克星意大利、东道主法兰西，以及葡萄牙、比利时等强敌，但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7月10日在圣丹尼斯夺冠了。试以此言为注，诸位看官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