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4日下午，一个尺寸不大的学术报告厅中，挤满了前来采访的记者。大大小小的镁光灯被高高举起。围绕报告厅一角的发言桌被排列成一个光圈。谁都想在第一时间抓拍到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这座报告厅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内。让记者们翘首以待的，正是201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名单。
比起往年，那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格外引人关注。
原因是之前公布的候选人中出现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名字。早在获得诺奖提名前，他就已经饱受争议。围绕他有没有资格获得诺奖，公众甚至分裂成两个态度截然相反的阵营，舆论报道也是两极分化。这场舆论战中，有人把他奉为普济苍生的圣人，也有人把他视作恐怖的恶魔。连梵蒂冈教会都公开对他提出道德指控，把他称作上帝的弃徒。可以说无论这个人能否获奖，都注定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这位候选人和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饱受争议呢？
1925年9月27日，英国曼彻斯特的乡下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罗伯特·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到小溪边观察小鱼产卵，喜欢在屋檐下看蜜蜂筑巢，所有与生命相关的东西，都能让他感到好奇。怀着这份童年的情感，爱德华兹不出意料地选择了生物学作为他的学业方向。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课题是《荷尔蒙如何调控老鼠子宫功能》。
凭借这项研究，爱德华兹不仅理解了雌鼠体内的激素如何促进排卵，还发现了激素影响卵母细胞成熟的生理机制。他甚至因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条件合适，人类的卵子是不是也可以在体外受精和发育呢？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1955年，在拿到了他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后，爱德华兹毅然投入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研究体外受精，最重要的实验材料就是精子和卵子了。精子不难获得，但是卵子可就难办了。
人的卵母细胞都储存在卵巢里，必须进行创伤性手术才能取出来。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会有志愿者冒着手术的风险捐献卵母细胞。面对这种困境，爱德华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游说女性死者的家属把死者的卵巢捐献。项目刚开始的时候，爱德华兹总是在四处打探。一旦听说哪家医院刚刚有年轻的女患者去世，他就会立即赶去，找死者家属谈卵巢捐献的事。但问题是，谁会愿意在亲人刚刚去世时，就讨论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大部分时候爱德华兹刚一开口，就会碰一鼻子灰，搞不好还会挨一顿揍。
实验材料终于有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没钱。爱德华兹原本就知道，搞冷门研究的必然结果就是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但他还是低估了申请经费的难度。当时最容易申请经费的机构莫过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了。这家机构与英国国民健康部有紧密合作，只要是与生物学或者医学沾边的项目，他们几乎都愿意参与。但是，就是这种对别人来说唾手可得的研究经费，爱德华兹还是申请失败了。
1967年的一天，莫利医生又送来一个卵巢。这一次，爱德华兹决定等得久一点，他把原来的12小时延长到25个小时。终于，奇迹发生了，卵母细胞在显微镜下开始产生了变化——染色体开始成形，核仁逐渐消失，减数分裂终于开始了。此时，爱德华兹终于明白：平卡斯的数据是错的。12小时对人的卵母细胞来说远远不够。爱德华兹为了这个错误，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
1978年7月25日，莱斯利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奥尔德姆医院成功地产下了她的女儿——路易斯·布朗。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管婴儿。爱德华兹望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泪水夺眶而出。此刻，他过去几十年经历的困难，遇到的阻碍，伴随着眼前新生的婴儿和布朗夫妇的喜悦，尽数浮现眼前。眼前的这一切，就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大认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么多年扛住巨大压力和争议而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
2010年10月4日。
在那个紧张、不安但又夹杂着期待的气氛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秘书长戈兰·汉松用非常洪亮的声音宣布：“他的成果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技术，为人类辅助生育带来了重大变革，其研究成果是现代医学发展的里程碑。他的研究为一个个原本可能面临不幸命运的家庭带来了新生，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为表彰他在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贡献，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罗伯特·爱德华兹爵士！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是科学皇冠上的宝石，也是爱德华兹的巅峰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