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节节攀升的确诊人数，面对死亡人数背后一家家人的悲剧，多少人感同身受，留下了眼泪，多少人大声疾呼，为那些不作为气得牙痒痒，这就是“共情”，它是社会的粘合剂。但渐渐地，心情起起落落，自己似乎都会胸闷气短，那些别人身上的悲剧，使得自己的日子也变得灰暗不堪，这是替代性创伤，我们要谨防。如果此时的你也在两端游走，希望下面对“共情”和“替代性创伤”的科普文，能让你对这两极多一些了解。
什么是共情？
“共情”的英文单词是empathy，指的是你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的能力。就像你看到高空走钢索的人出现在屏幕上时，心会提到嗓子眼，跟着一起紧张。又或者你看到孩子咳嗽，脸胀得通红，你也会跟着难受，恨不得替他生病。
其实这个概念很早就有了，18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之一，他把这种感受称为“同伴情感”（fellow-feeling），也就是你看到身边的人经历某些事，你也会有着与他们相似的感受。心理学家研究共情已经数十年了，但直到最近十多年，他们才开始把神经科学引入到共情的研究中来。神经科学的研究重点是弄明白我们的神经网络里究竟有哪些部分支撑着共情。
2004年，神经科学家塔尼娅·辛格和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在论文中，她们比较了一个人在自己感受到痛苦与看到自己的爱人感受到痛苦时的脑活动的差异。实验过程中，有16名女性接受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她们的爱人就坐在旁边。研究人员通过电极给女性参与者和她们的爱人施加不同强度的疼痛刺激。当爱人接受到疼痛刺激时，女性参与者会看到一个警示信号，让她明白，她的爱人在承受痛苦。
结果显示女性大脑：有一部分脑区，比如躯体感觉皮层，只有自己遭遇到痛苦时，才会被激活；而其他一些脑区，尤其是前岛叶和前扣带皮层的部分区域，无论是女性自己遭受疼痛，还是看到爱人痛苦，都会被激活。这项实验表明，当共情发生时，她们的身体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受到疼痛，只是激活了大脑疼痛加工网络中的情感或者情绪部分。通俗地说，真的疼和看着心疼毕竟还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这一研究和后续的很多影像学的研究表明，共情能力在一开始只是大脑对我们内心状态的呈现，要逐步发展，才会让躯体跟着别人的喜悦而喜悦，痛苦而痛苦。
芝加哥大学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迪在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中写道：“精神变态者，虽然能够辨别是非，但一点也不在乎。”德赛迪主持了多个研究，他发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与共情有关的脑区的神经元连接和神经活动，都表现异常。共情可以培养吗？
那是不是共情强烈的人，就能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中，德赛迪先用量表评估了265个人的共情关心和精神病水平，以及他们对与正义有关的道德问题的敏感性。研究人员在用量表测量完后，要求参与者思考8个场景，并询问他们在这些场景中自己会做何反应。
比如：你正着急赶一班间隔很长的公交车，错过这班车你就可能耽误了去医院复诊，这时，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钱包掉了，包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你会停下来帮她捡东西吗？研究发现：共情强烈的人，更容易产生助人为乐的正义感，对感知到的不公平现象的反应程度也更加强烈。而越是共情淡漠的人，就越不受正义感的驱动。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想要促使人们关心他人，就应该培养共情，鼓励观点选择和心智推理，这比被迫听祥林嫂一遍遍唠叨自己的不幸，来的有用得多。那共情真的是可塑的吗？它从我们一岁开始萌芽，发展到成年不就结束了吗？事实上，它和智力一样，如果你相信你的智力可以开发，那么你的共情能力也就可以开发，成年后也是如此。
以研究心理定势而闻名的心理学家德韦克发现：那些觉得智力天生就注定、即使进行开发也改变不了的人，会很消极，他们真正改变自己智力的能力也很差。而那些抱着“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思维的人，也更容易通过努力而获得提高。德韦克在2014年发表的一系列研究中提到，共情也存在着相似的心理定势。如果你认为共情能力是无从改变的，那么你就比不上那些相信努力就可以提高共情水平的人，他们更容易产生换位思考。
德韦克相信，未来的共情干预培养应该更强调共情的可塑性。所以，共情是可以培养的，培养共情也确实能产生益处，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针对共情培养的规范课程。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共情带有偏见，即使有办法提高一群人的总体共情水平，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于群体之外的人的看法。
人很容易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而一旦其他人被划归为了“他们”，狭隘共情就出现了，狭隘共情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共情差异程度。在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克斯和同伴招募了三组实验参与者：美国人、匈牙利人、希腊人。在实验中：美国人需要考虑阿拉伯人的遭遇；匈牙利人需要考虑穆斯林的遭遇；德国人需要考虑希腊债务危机后希腊人的遭遇。
研究者评估了实验参与者的总体共情关心水平，以及狭隘共情水平。每组的实验内容稍有不同，在美国人-阿拉伯人这组：美国的实验参与者看了名叫“贝斯”或“萨尔曼”的阿拉伯人的各种故事。随后，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阿拉伯人提供美国签证，或者愿不愿意给阿拉伯的慈善组织捐款。在每一种情形下，狭隘共情都正确地预测出了结果，狭隘共情越高，利他行为越少。总体共情水平不能预测任何结果。
这个研究说明，利用共情来改善互不信任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难。即使总体共情水平得到了提高，也不会改变群体内的人对于群体之外的人的看法。
共情对社会有益，如果说共情改善互不信任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有难度的话，在群体之中，群体规范却会让人们更加乐于助人。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决定从一美元当中拿出多少捐给慈善组织，然后才知道其他人的具体捐款数额。一开始，参与者的平均捐款金额是9美分。
但是，当参与者看到其他人的慷慨行为后，就会大幅提高自己的捐款金额。最后，看到慷慨行为的捐款者的金额是看到吝啬行为的捐款者的两倍。共情领域的研究先驱德瓦尔把共情比作“俄罗斯套娃”，内核是简单的机制，外层是更复杂的机制和包括观点采取在内的能力。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研究透这些机制，培养一定的共情能力，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有益的，共情是社会的黏合剂。
什么是“替代性创伤”？
任何在消防、急救、执法或其他公共安全领域工作的人都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是在经历创伤事件或经历重大伤害事件平静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作的。然而，并不总是必须亲身经历的人才会体验到伤害。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 VT）也是一种创伤形式。当某人看见、听到某个事件的内容时，也有机会导致他们产生创伤后应激反应。
例如，如果你看到911的历史图片，即使你没有亲历过，也会为遇难者痛心。替代性创伤也可能是无意中造成的。现在的信息无孔不入，大家都在被鼓励分享，接收信息也是无时无刻，那么失去亲人的痛彻心扉的呼叫，同龄人病重的只字片语的求救，这些可怕的细节过多时，都可能会对旁观者造成创伤。谁更容易受到替代性创伤的影响？替代性创伤可以伤害任何人。
从消防员、急救人员、护士和执法人员到临床医生、心理咨询师，凡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人都极易遭受替代性创伤。然而，替代性创伤也可能会影响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天生具有同情心的人往往风险更高。经常让自己接触可怕的死亡、恶性犯罪，或者各种悲情的故事，都会影响到人的大脑及心理化学反应。
研究二次创伤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非常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当他们长期接触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痛苦描述时，也会有创伤感，并产生与患者类似的感受。对于那些自愿倾听并帮助同伴处理问题的人，替代性创伤也很常见。因此，替代性创伤有时被称为同情疲劳。替代性创伤对那些整天反复倾听、想象、同情并试图帮助他人从创伤经历中恢复过来的人影响最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帮助他人的人在听到许多创伤性事件后开始成为受害者，这会对他们自己的心理健康造成重大的损害。最常见的症状包括悲伤、易怒和情绪波动。其他还包括：社交困难、对暴力过度敏感、睡眠困难、无法处理亲密关系等。如何预防替代性创伤和同情疲劳？怎样才能减少帮助他人的负面影响？最理想的预防措施是减少接触。先照顾好自己，仍然是缓解压力的重要工具。
个人应该锻炼，保持正常健康的睡眠模式，培养或继续发展业余爱好，并适当地与乐观积极的人沟通，谈论一些别的话题。具体到这次的疫情，每天要控制自己接收各类疫情信息的时长，该吃吃，该喝喝，你的生活井井有条了，才更有力气在将来帮助更多的人。
结语，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医务人员和病人我们都心疼，给他们提供支持，我们义不容辞，这时的共情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也有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需要顾及，如果我们的精神甚至身体也垮了，这就更耽误事了。照顾好自己，在共情面前要理性，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