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大多数国家执行死刑都采用枪决，但法国是个例外，直到1981年法国废除死刑之前，这个国家处决犯人的唯一合法方式还是1791年法律通过的断头台，延续了近200年。断头台是一个4米多高的木头架子，顶端悬挂着一块重达40公斤的锋利铡刀，当铡刀从顶端落下，以7米/秒的速度与人脖子接触，可以轻易地将头颅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整齐切下。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处决方式极其残忍，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发明竟然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仔细想想还真是，绞刑的犯人在临死前是极其痛苦的。而让刽子手大刀一挥砍头，有很大的概率一刀下去不成功。之所以被认为人道，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头颅一旦离开身体，会迅速失去知觉，不会感到痛苦。然而，18世纪末的法国，有一群人开始具备实证、理性的科学思想，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相信，人的头颅离开身体后会立即失去知觉。
1794年5月8日，在巴黎市中心广场上，高耸的断头台异常醒目，28名前政权的包税官被推到断头台前。51岁的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是这28人中一员，面对断头台，他依然保持着法国贵族的风度和矜持。他既是包税官，也是全法国知名的化学家。
拉瓦锡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在几分钟后终结，但他依然希望能利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解开一些自然之谜，他轻声对身旁的刽子手说：“在你拿起我的头颅示众时，盯着我的眼睛，数一数我的眼睛会眨几次，拜托了。”刽子手答应了拉瓦锡的请求。
拉瓦锡以一己之力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学，被公认为现代化学之父。而我们这个化学有故事的系列，就要从拉瓦锡开始讲起。世间万物都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一个极其古老而朴素的问题，因此，自从文明诞生以来，就有无数的先哲思考这个问题。古代中国人认为，时间万物无非金、木、水、火、土这五类。这五类不是指的具体实物，而是一种抽象的性质。
不管是四元素还是五元素，它们都暗含一个道理，物质是可以变化的。比如，铁和金，一个黑黝黝的，一个金灿灿的，但他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元素，因此，把铁炼成金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西方都诞生了炼金术。而炼金术其实就是现代化学的前身。所谓化学，即物质的变化之学。
不过，如果指导思想本身是错的，那无论炼金术士们怎样努力，也注定不能成功。人类在错误学说的指导下，跌跌撞撞，缓慢前进了几千年，也未能找到物质变化的真正规律。而为人类推开现代化学之门的正是1743年出生在法国贵族家庭的拉瓦锡，打开这扇大门的动力，则来源于他对“燃素学说”的怀疑。
拉瓦锡才华四溢，25岁便成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在他崭露头角的年代，正是燃素学说统治化学界的时代。在我看来，燃素学说之于化学，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之于天文学；以太学说之于物理学。虽然这些学说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四元素等古代学说的错误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可证伪性。
燃素学说很多很多人都听到过，对它最常见的描述是这样的：燃素是一种会燃烧的物质，那些能被点燃的物质中就含有燃素，不能被点燃的就不含燃素。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历史上的燃素学说并不是这样的。当时的燃素学说认为，所有物质中都存在一种非常微小的物质，这种微小的物质通常只有在离开所在宿主时才能被检测到，通常以火、热和光的形式存在，这就是燃素。
1773年，英国著名化学家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发现了物质失去燃素还能助燃的怪现象。他是这么做的，首先，他把水银加热，得到一种红色粉末。今天我们知道，这种红色粉末是氧化汞。但是，当时的化学家们认为，这是水银失去燃素后的本来面目。普利斯特里把这些红色粉末放在一个托盘中，然后让托盘漂浮在水面上，再扣上一个高高的玻璃管。
接着，他把玻璃管中的空气慢慢抽去，在大气压的作用下，玻璃管里面的水会被吸起来高出水面，而漂浮在上面的托盘，也会慢慢升起。
1775年，拉瓦锡开始重做普利斯特里的实验。但拉瓦锡可不是简单地重复实验，他要做的是精确测量这个实验中的所有数据。与普利斯特里相比，拉瓦锡是一个超级有钱人，估计拉瓦锡的富有程度放到今天的话，差不多相当于有几千万流动资产的大富豪吧。他的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于他包税官的职业收入，有了这些巨额收入，拉瓦锡能够用当时全世界最好的精密实验设备装备自己，也正是这些高级的实验装备成就了拉瓦锡的科学传奇。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水银在第一次加热时，从空气中获得的质量恰好完全等于第二次实验中，红色粉末失去的质量，而且，玻璃罩内的水位下降高度和前一次试验的上升高度完全一致。这些数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封闭环境内，物质的整体质量没变，只是空气中的一部分进入了水银，然后又被释放了出来。第二次实验释放出来的气体，性质与普利斯特里描述的完全一样，能够让蜡烛燃烧的更旺，让小白鼠变得更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