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3年完成出版的二十四卷《竺可桢全集》是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是历史学家的梦想成真。这一巨著不仅让竺可桢（1890-1974）成为具有最完整记录的中国科学家之一，而且是一座金矿，为学者广泛研究中国的科学史、教育史、和政治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其益处可能延伸至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
2018年初，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竺可桢全集》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标志着它的价值获得了学界和官方的共同认可。
2024年2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逝世50周年，《赛先生》向关心中国科学的有识之士，推荐这套《竺可桢全集》。
竺可桢以中国气象学先驱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其长久杰出的学术生涯中，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许多重要职位。他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以至于在中国科技史领域中，有一些重大奖项都是以他命名的。
竺可桢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正是清代末期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他是在中国国内接受西式教育的第一代学子，并于1910年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进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主修农业，1913年成为哈佛大学研究生，转换专业攻读气象学，并在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远东台风的研究。
毕业之后，竺可桢立即回国，开始了他的教学与研究的生涯。他不但讲授气象学和地理学的课程，还先后在几所大学里创立了气象系和地学系，并在1920年出任位于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一职。
竺可桢在美国留学期间就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并成为其领袖之一。在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28年竺可桢在南京国民政府最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内，创建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一职。之后在1936年，竺可桢受蒋介石的委托，前往杭州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并留任气象所长十年。
竺可桢在浙大担任校长期间正遇上国难当头。先是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其后是1945-1949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然而，在竺可桢的带领下，以他倡导的校训“求是”为指南，浙江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不但迅速发展，而且跃升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尤以科学与工程等领域最为突出。但竺可桢为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竺可桢决定不随国民党撤离到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不久，他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作为副院长，竺可桢在1950年代初期中科院初期组建、在地学和生命科学项目管理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参与了中国的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工作。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爱国者，竺可桢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十分挣扎。一方面他认为应提倡基础研究，保持与国际间的科学合作，另一方面他又要努力地让中科院更快速地满足国家的实用需求。在这两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实在是个难题。
竺可桢于1974年去世以后，继续在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备受尊敬。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以及随后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兴起了一个研究竺可桢的热潮，可以称为“竺可桢学”。实际上，最终促成《竺可桢全集》的出版，正是源于一些科学家启动的一个计划。在2000年筹备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时，气象学家叶笃正连同十几位地学家，公开呼吁出版较完整的竺可桢文集。
这个项目最初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资助，并为此组织了一个工作团队，从多种渠道征集竺可桢的文字，对文集进行编辑和出版。这项浩大的工程始于2001年，直到2013年完成。编辑团队的领军人物是担任主编的樊洪业。他是中科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更是受到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学者们广泛认同和尊敬的领军人物。
《竺可桢全集》的成功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樊洪业主编所具有的洞察力、领导力和影响力，以及他坚持不懈和注重细节的努力。他不但亲自参与了几乎所有二十四卷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投入了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坚持奉行“存真”和“求全”这两个基本原则，确保《竺可桢全集》内容的完整性，使它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史实资料。
《竺可桢全集》的成功出版也离不开许许多多参与编辑的历史学家和编辑们的出色工作和辛勤付出。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包括：副主编李玉海和沈文雄，两位都曾经在中科院做过竺可桢的秘书；竺可桢的儿子竺安，一位在中科院工作的化学家；陈学溶和黄宗甄，两位曾与竺可桢共事过的资深科学家，他们将自己八九十岁的时光都贡献给了这一项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负责《竺可桢全集》的出版工作，其编辑团队专业且敬业。
领头的是潘涛，一位专业的科学史家。这些编辑们承担了竺可桢全集出版过程中许多琐碎细微的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最困难也最耗时的事情之一，是辨识竺可桢文字中几百万的手写中文字，其中还常常夹杂着科学符号、外文词语、以及大量的中文和其他语言的人名。
另外，编辑们还竭尽所能，查找出一些隐晦内容的明确含义或出处、对一些文章的不同版本进行比照、为《竺可桢全集》撰写一个优秀的“编例”、精心选择相应的照片和图示、并附加注释及附录信息。这一切努力保证了该书内容准确、前后一致，且易于查询。毋庸置疑，《竺可桢全集》得以顺利出版，除了得益于竺可桢在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的崇高专业和道德信誉外，还有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早先的难题（例如在世者的隐私问题）开始消解。而《竺可桢全集》能够收入某些政治敏感的史料，并进而顺利出版，这又确实例证了中国在改革时期走向出版和政治开放方面所取得的难能可贵的进步。《竺可桢全集》的出版不仅得到国家机构的支持，而且如前所述，在出版后还获得了中国出版界官方的最高荣誉“政府奖”和其他殊荣。
《竺可桢全集》的出现，特别是足本日记这一部分，提供了许多具有创意的可能性。例如，可以遴选竺可桢文字大海中某一特定方面的资料，编辑出一个专题原始资料。在这方面，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中科院院史领域的杰出学者王扬宗做出了表率。他曾经参与《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工作，并把竺可桢1951年7月到1952年12月的日记中和“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有关的内容，挑选出来，编成一个专题史料。
《竺可桢全集》把这位杰出和细致的科学家的完整文集和日记公诸于世，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深感庆幸，因为各种问题（包括政治敏感性和正当的隐私担忧）本来完全可能会延误其出版，而在国内查询档案至今还存在着诸多的限制。
因此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使用《竺可桢全集》，尤其是新增加日记的部分，对1949年之后中中国科技政策和科技政治进行历史研究，包括1956年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在文革前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争议、以及中国留美科学家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选择留在美国和选择返回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很多其他学者也已经开始在《竺可桢全集》中挖掘宝藏。他们涉及到的内容各式各样，从中国地学史、浙江大学校史、中科院院史、到中国科学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在2014年为庆祝《竺可桢全集》完成出版的一本纪念文集中，就列出了在2004-2014年间曾引用过《竺可桢全集》的报纸和期刊的文章和书籍，总数达142个。
放眼未来，我们真心希望《竺可桢全集》的数字化数据库可以尽早出现，让这些丰富的资料可以在大数据化的技术下尽其所用。由“国立浙江大学论坛”主办的网站曾经提供了1936-1952年的日记，也有一些商业数据库提供部分或全部的《竺可桢全集》。但是如果能像爱因斯坦网站那样提供免费的、具有良好查询功能的独立网上数据库就更好了。爱因斯坦网站是以爱因斯坦档案和仍在陆续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为基础而建的。
另外，如果能有一个压缩版的《竺可桢全集》，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也会大有裨益。这方面的先例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缩写本，还有1954年关于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保密资格的政府听证会记录缩写本。最后我还希望，那些前面提到但还没有收入《竺可桢全集》的竺可桢随身记事本内容以及竺可桢的来往书信，有一天还能找到并能够公开发表。针对后者，胡适在1915-48年间的来往书信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胡适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与竺可桢和赵元任同是1910年的庚款留学生。
总之，这一部宏伟的《竺可桢全集》，不仅让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历史研究从中受惠，它还是一座呈现真实、完整历史文献的里程碑。它应该是国内外出版原始资料项目的典范。毕竟，在《竺可桢全集》的出版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真实、公开、和透明的原则，不仅令人敬佩，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