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历史的坚冰:中美建交前后华裔美籍学者的特殊贡献

作者: 姚蜀平

来源: 科学春秋

发布日期: 2024-01-12 18:02:08

1970年代,中美重新建交前后,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林家翘等数百名美籍华裔学者回国访问,为中国的建设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通过学术交流、提出建议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

留学浪潮从来都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应运而生,中国留学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1970年代,中美重新建交前后,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林家翘等数百名美籍华裔学者回国访问,为中国的建设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1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意外地收到一封瑞典来信。

写信者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拉德伯哥;更不可思议的是,信中还夹着一封美国国家科学院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信。两封信的中心议题是共同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希望通过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来改善与中国、特别是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美国科学院执行秘书杜德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恳切道来:“两国的学术界有着合作的长久历史,并且有着共同的兴趣。

尽管过去几年中有着各种阻碍,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应寻求恢复这种历史友谊的方法。”

方法不难寻求,重要的是时机。就在中、美僵化已久的关系正处于松动的微妙关头,在若明若暗、扑朔迷离的时刻,有人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可能发展的前景,并且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那就是1971年7月20日杨振宁的首次回国访问。物理学家杨振宁此时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十五年,名满天下。

他的一贯研究风格——独立性、创造性和开拓性在他首次访华时也表露无遗。他冒着当时在政治上、各种舆论歧见上的风险和多方的阻力,毅然辞去IBM公司顾问之职,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取得签证,怀着渴望与探求的心情,踏上了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土地,成为美籍华裔知名学者访华第一人。

杨振宁回国后,在那个拥有几十万来自中国,如今又对祖国所知甚少的华裔的大洋彼岸,引起轩然大波。他在给其父杨武之教授的一封信里写道:“此间各界对新中国的兴趣简直大到无法形容,我把一切记者、电视台、无线电台请求采访都推掉了。本校同学、教授要我演讲……”杨振宁无法推掉本校师生的请求,1971年9月21日,他在其任教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了演讲,这次犹如投石试水的演讲广为流传,激起了巨大涟漪。

1972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呈现缓和趋势,访华的美籍华裔学者开始增多。同年6月,以任之恭为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12人(平均年龄55岁)来到中国,其中包括当年和钱伟长、郭永怀一起考取庚款留英名额,如今是MIT教授的林家翘。

周恩来在会见这个高水准代表团时,借机对陪同的周培源教授提及:“我们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周培源)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1972年9月,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访华,他在访问中表示出对基础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关注,他认为只有建立自己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才有可能闯出新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他提出搞基础科学的人要少而精,特别提出要从十二三岁就挑选人才进行培养。他的建议在1972年当然不可能引起太大反响,不过到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讨论了少年大学生问题;1978年,该校出现了“少年班”,并逐渐推广到若干院校。

1977年,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局面,人们更多地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为了适应科研工作“大干快上”的需要,并考虑到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为祖国服务的迫切愿望,中国科学院决定邀请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旅美学者来华讲学和短期工作。1978年第一批被邀请的有陈省身、邓昌黎和吴家玮等20人。他们在相关研究所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一般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之久。

这和他们以往的短期访问有所不同,他们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因此在离开中国前夕,或是回美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感受,向中国提出了种种建议。

1979年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科学文化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在华裔学者归国讲学中,令人瞩目的是1979年李政道进行了为期七周的讲学活动。来自全国23个科研单位和63所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教师及研究生近500人,在科学会堂听了“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两门课程。李政道夙兴夜寐,两学年课时在短短七周内完成。

1980年召开的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可以看作是华裔学者归国进行学术交流的高潮。五天的会议,到会的100多名代表中有海外学者49人,他们是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及有中国血统的物理学家;其中33人来自美国,多数是第一次回国。他们来华参加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他们所在学校、科研机构乃至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会上80人作了报告。

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在中断了与国际学术界多年交往后,首次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以后再在中国举行国际交流会提供了经验。

我们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作一统计,在中美建交的最初几年,科学院和各个研究所邀请来华讲学或来华探亲顺访中国科学院的外籍华人500余人如下:1979年——117人;1980年——170人;1981年——100人;1982年——123人。

我们回顾这段不算久远的历史时,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人民经过深重灾难,开始大踏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时刻,在太平洋彼岸,一支异军突起,它以其独特而优越的地位,把现代科学从最前沿迅速地带到了此前闭关自锁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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