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顾名思义，是“指出方向之针”。在中国古代，它本来是罗盘（指南针）的一个别名。后来，人们把罗盘的定位指向作用引申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说“指南”时，一般是指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大众起向导作用的那些成熟的经验和知识；说“方针”时，则是喻指在社会事业的层面上，由领导者提出的、对事业发展方向起规制作用的指导原则。在现代中国人的政治经历中，“方针”似处在路线之下、政策之上。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又是交叉互含的，其间很难划出一个明显区分的界线。具体说来，够格被称为“方针”的也有过很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等等，皆为人们耳熟能详者。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科学院，各有其组织模式，也各有其办院宗旨，但未必用频繁调整的“办院方针”来规制其发展。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的演变，决定于中国特定的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由此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中国科学院从筹建之日起，就奉此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指针，然而，究竟怎样理解这一原则而把它化为指导科学院工作的具体方针，并不很简单。
按理说，“办院方针”，须从总体上体现科学院的科学发展目标（科学的内在指向）以及应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目标（科学的外在指向）。
这两个目标是并存且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强调科学的“服务”功能而无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把它完全纳入上层建筑领域，或是完全纳入经济轨道，就会损害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它的“服务”功能。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建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体制都是有层次、有结构的。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与综合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科学目标与社会目标也自当有其“最高”、“综合”、“中心”之所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囿于狭隘经验而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对现代科学事业了解的人们，正如周恩来所批评的，他们有“近视”倾向。这种倾向的长期存在，使得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不断面对着“脱离实际”的批判，科学院的地位则不断面对着“平均主义”乃至“取消主义”的困扰。
回头扫视，“办院方针”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背景之下，划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
诚然，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正确的，然而，六经注我式的说教，指鹿为马式的批判，终究于事无补且有害。5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正确解读“理论”和“实际”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的规律办事，是能否形成有效利用科技人力资源的机制来激励科学家“联系实际”。故纸寻踪，缕析史料，借往鉴今，是以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