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作家伯恩斯坦那篇介绍宇称问题的普及性文章中，透露了杨振宁、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布鲁克黑文等地合作研究的一些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与业余消遣。当年的许多同事也记得“两个聪明的中国人”在办公室里讨论问题的情况，后来担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主任的戈德海伯还讲述了一段物理学家费曼插科打诨的趣事。通过引述这些轶事，作者赞美杨、李两人当年的合作、友谊、欢乐与激情。
20世纪50年代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群英荟萃，众星云集，杨振宁、李政道就在其中。掌门人奥本海默当年说过一句话：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起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
杨、李二人的同事中间，有一位哈佛毕业的博士后伯恩斯坦，他的物理学功底在诸多天才中间不算突出，可是论起舞文弄墨来算得一把好手，后来成为一些著名杂志的科学专栏作者。此公又喜欢八卦，那篇惹事的《宇称问题》，就是他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上的。本文无意追索文中有关两个朋友失和的隐形爆料，恰恰相反——笔者在伯氏八卦中读到的是青春、友谊，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业余消遣。
根据伯恩斯坦的叙述，李政道曾对他讲：“神奇的预言有时候会让你不得不改变思维方向。”1959年11月26日正逢美国感恩节，又是李政道33岁生日，李、杨两个家庭团聚时，两年前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一对朋友玩起了占卜游戏。
他们用投掷三枚硬币统计正反面的方法代替易经中的揲蓍草，具体来说就是令正面为阴对应数值2、背面为阳对应数值3，投掷三枚硬币后所得数值之和为9、8、7、6之一，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当于《周易》筮法中的“三变得一爻”；如此重复六次即“十有八变而成卦”。他们求问的是基本粒子物理在今后20年内是否会有突破，得到的卦象是第五十三卦“渐”。
伯恩斯坦文中还介绍了杨、李二人的出身、教育背景与来美后的经历，他们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兴趣，以及各自的家人们等。文中完整引录了杨振宁1957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的致辞，内中提到义和团战争是“双方的野蛮的屠杀和可耻的掠夺”，归根到底是“骄傲的中国人挫败与愤怒的感情宣泄，他们遭受着日益加重的外来压榨和内部的腐化堕落”。
杨在致辞结尾时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与此同时，李政道受邀为公众演讲，听众主要是瑞典的大学生。伯恩斯坦对李政道演讲中提到的《西游记》很感兴趣，相当完整地叙述了“猴子”的故事，从猴王出世到大闹天宫，直到与如来佛斗法。最后是李政道从这个故事中引出来的结论：“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一刻获得飞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即使来到佛的手指下面，距离绝对真理还十分遥远。”
在同一篇《宇称问题》中，伯恩斯坦绘声绘色地讲起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情况，说尽管他们都能讲英语，但在讨论物理问题时则几乎全用中国话，因此旁听者只能从偶尔冒出来的一些英文术语猜测他们的对话内容，或者时而听到类似“哦，现在我了解了”这样的英语短句。关于他们讨论问题的场所与独特方式，伯恩斯坦写道：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曾多次无意听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工作对话。
一个在普林斯顿或布鲁克黑文与他们的办公室毗邻的人，几乎总是能无意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对工作都带着浓厚的兴致，通常扯开嗓门争论。他们以极大的乐趣投入彼此间的计算竞赛，由于两人都是极为敏捷的思考者，观看或倾听他们的工作，会是令人振奋但有时又耗费精力的体验。
杨、李失和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本文作者没有资格对此加以评论，也厌恶那些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妄评。杨、李二人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母国的尊严与繁荣作出了伟大贡献，如今两位耄耋期颐的老人享受着宁静而幸福的晚年生活，祝福他们健康长寿。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奥本海默当年最乐于看到的温馨画面——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起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如同电影一样生动地浮现于作者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