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国读书，特别是学英文时，经常会听到或读到一些西方人的幽默段子。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认为西方式的幽默只是开玩笑的一种方式，有些段子充满讽刺与诋毁，个别的甚至带有低级趣味。对于一向以严肃著称的国人来说，西式幽默往往令人难以理解与消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必然会相互影响与融合，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幽默也是一种文化融合。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位文化大师就因为英文单词Humor的翻译发生过争论，可见中国人在生活、言语和文字中接触西式幽默并非始于今日。然而真正能够品味其中窍奥，还是身临其境方有更佳的感悟。
我亲身体验的西方幽默是从20世纪80年代去英国读书时开始的，后来在美国又听到人们谈论美式幽默与英式幽默之别，才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西式幽默竟然还有美英之分；或许还有法式、德式等等，但我知之甚少不便多谈。多少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剑桥听到的一些段子竟然是典型的英式幽默。
记得我在剑桥第二学年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三一学院院长的一封信，邀请部分已婚的研究生在某个星期天下午二到四点钟到院长官邸做客，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英国人的周日下午茶。我和太太为之非常兴奋，因为自从成为三一学院的学生以来，我们还没有机会与院长说过话，更没有参观过院长官邸。尽管早就听说三一学院的历任院长都是某个领域的世界一流人士，但现任院长何许人也，当时一无所知。要知道那年月还没有网络，无法即时查询。
到了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早早用过午餐，花了很长时间整束衣冠。虽然约定时间与通常的周日下午茶无异，对着装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听说院长的任何活动都不可随随便便。在我们衣冠楚楚地前往学院的路上，碰到一位学长说院长官邸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总理访问剑桥时去过的地方，无形中又给我们增加了兴奋感和对那个地方的神秘感。
进入三一学院大门后直奔院长官邸。门前站着一位工作人员，问明我们来意后马上说欢迎欢迎，并指着楼梯说上了二楼就是院长夫妇的会客厅，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我和太太顺着所指上了二楼，果然看到院长和夫人已站在离楼梯仅有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客人。看到我们，院长远远就伸出手，颇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在飞机悬梯上把手伸向周恩来总理的样子，我当时备感荣幸。
院长中等身材，看上去六七十岁。
果然不出所料，即使是下午茶，仍然西装革履，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他首先介绍自己是院长，再将夫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彼此握手寒暄之后，院长马上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当我说是学物理化学时，他立刻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说“好极了”（Excellent），并说他在中学时非常害怕化学（原文是：Oh dear, I was so scared of chemistry in high school）。
经他这么一说，我马上猜想这位院长的专业一定是文科方面，如法律、历史、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于是我便接过话茬讲起化学方面的事情来，并着重向他解释化学并不可怕，比如“只要了解物质的化学性质并遵循基本的实验操作程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一般人对化学的看法多属缺乏认知以至形成偏见”等等。我越说越来劲，院长始终饶有兴趣地听着而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并适时地点头赞许，直到又一对研究生夫妇到来我才停下来。
接着院长夫人招呼客人们去客厅喝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和其他学生互相介绍认识，同时不忘观赏客厅里的摆设。可以想象客厅里陈列的都是古董、老油画和其它珍贵物品。印象最深的是牛顿曾经用过的一把椅子。我和太太直到现在还经常说起那把椅子，说若把它扔在大街上大概都不会有人去捡，但摆在院长官邸并标上牛顿的大名就成了无价之宝。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辞别院长夫妇离开其官邸。
紧随我们身后出来的是一对印度学生夫妇，我随口问了一句院长是哪方面的专家。那位学生说他也不十分清楚，但知道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马上追问是哪个学科的诺贝尔奖，他说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确信是化学或者生化、医学方面的。我顿觉好不自在，果真如是，刚才显然做了一件愚蠢而不可原谅的事。回到家里想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地悟出点道理，原来他说在中学时害怕化学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自信地高谈阔论，尽快丢掉拘束感。
多少年后我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仔细琢磨之后，也没有觉得他所说的不合逻辑——中学时期害怕化学并不代表他在大学及其后的职业生涯中害怕化学。
第二天跟同组的几位英国学生喝茶时讲起此事，他们大概已经习惯了英式幽默，听众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大笑，只有一位夸奖院长的幽默感，另一位告诉我院长不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出身名门，这让我更加忐忑不安。赶紧查了一下资料，天哪！
原来是诺奖得主安德鲁•赫胥黎（Andrew Fielding Huxley，1917-2012），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老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嫡孙。
他还有两个了不起的哥哥：大哥是被称为“科学公仆”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1887-1975），演化生物学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干事长；二哥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是著名小说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
他本人因对神经细胞膜外周和中枢部分激发机制的研究而荣获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想必是化学实验室里的资深老手！他于1974年被封为爵士，1983年荣膺英国皇室的荣誉勋章（Order of Merit），1980-1985年担任皇家学会会长，1984-1990年出任三一学院院长。
无独有偶，也是在剑桥的第二学年，我在指导教授的研究小组里经历了一件至今回味起来兴味盎然的幽默故事。
话说某天上午我和两位博士后一起做实验，其中一位（在此姑隐其名而以老安称之）不慎将一台仪器的关键部件弄坏，这样整个设备便无法使用，而且当时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和时间才能修好。那台仪器（超高真空设备配有齐全的表面分析仪器）是全组仪器设备中最贵重（也许是全系最贵的），而且也是使用率最高的一台，几乎连周末和晚间都被连续使用。
对于这样的严重事故，作为实验负责人的另一位博士后理所当然地向教授报告，教授闻讯大为光火，停下手中的事情冲到实验室。他简短询问了一下事故的经过，然后瞪着老安提高嗓门吼道，从今以后这台仪器你只能看（you can only watch），不能摸（but not touch），随即拂袖而去。这件事就像爆炸性的新闻一样很快在组里转开。
老安在实验室稍事滞留片刻，随后沮丧地离开了，我和另一位博士后也相顾无言。以后几天老安没来上班。大概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后，有一天老安又出现了，但是没到实验室，而是在办公室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都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十点钟左右，老安和我们一起去喝上午茶。同组的人三三两两围坐在同一个长桌两边闲聊，不一会儿教授也来了。
其中有一位苏格兰来的新生，大概不知道前几天组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我们组的四个实验室分散在不同楼层），于是问老安怎么好几天没见。这时老安的表情看上去还有些不自然，稍加停顿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在家里休息。这位新生又天真地问是什么引起的身体不适，老安回说大概是食物中毒。这位新生睁大眼显得十分震惊，于是故事来了。
老安说他去森宝利（J. Sainsbury’s）超市买了一种食品，回家吃了之后马上感到不舒服，于是打电话到那家超市，超市经理告诉他那种食品只能看，不能摸；但他不但摸了，而且还吃了，当然就会出问题。组里人听到这个故事，立刻哄堂大笑起来。教授自然明白其中奥妙，他也随着大家苦笑了一下。
从此以后老安、教授和组里同事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老安继续在教授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相安无事直到按计划出站。我却越想越觉得这些英国佬真是好玩，这么大的纠纷无需大吵大闹，或者长时间的隔阂和怨恨，一个英式幽默就解决了问题。看起来幽默不仅是一种解嘲的方式，有时还真管用，足以应付人事间的繁复纠纷。
来到美国后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两个故事，他们都说那是典型的英式幽默。
我想英式幽默的特点大概是冷峻、自嘲和不动声色，事后却让你越琢磨越滑稽，忍俊不禁。相对而言，我感觉美式幽默比较直截了当。有人说美式幽默是用语言和肢体动作给别人讲笑话，而英式幽默是讲笑话的人本身就是个笑话，其差别犹如憨豆先生（Mr. Bean）和里根（Ronald Reagan）。后者是美国人喜欢的第四十任总统，在他许多有名的桥段中，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应属于典型的美式幽默。
这个图书馆坐落在尼克松家乡南加州的约巴林达（Yorba Linda），开幕式在图书馆前的露天广场举行，正逢七月份，骄阳似火。美国前总统图书馆的揭幕仪式向来十分隆重，来宾除了时任总统及政府要员，还有所有在世并能行动的前任总统，总统任内的重要官员及其生前好友。讲话的人排成一长串，一个接一个，台下的人个个大汗淋漓，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轮到里根上台，他开头就说：“就象亨利八世分别对他六位太太所说的，我不会让你们待多久”（原文是：As Henry VIII said to each one of his six wives, I won’t keep you long）。于是台上台下一阵大笑，大家似乎忘记了炎热的天气。以后大概不会有人记得众多政要们讲过什么，但不会轻易忘记里根总统的这个美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