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政治:一位诺奖得主在纳粹时代的抉择

作者: 李研

发布日期: 2024-01-18 19:15:49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布特南特是性激素研究的开拓者,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在纳粹时期选择留在德国并加入纳粹党,导致其后备受争议。二战后,他帮助重建德国科学,成为重要的科研人物。

德国生物化学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布特南特(Adolf Friedrich Johann Butenandt,1903年3月24日-1995年1月18日)于29年前的今天在慕尼黑去世,终年91岁。这位性激素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荣获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在纳粹党掌权后,面对德国日益高压的政治气氛,布特南特不仅没有接受美国知名大学的邀请,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

这成为科研成果累累的他日后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二战之后,布特南特帮助重建德国科学,成为连接德国科研界与世界的重要人物。

作为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布特南特在纳粹时期为何留在了德国?纳粹政权对于犹太人和犹太科学家的迫害,他作何感想?重建德国科学的过程中,他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失去了世界科研中心的地位?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去思考。

性激素(sex hormone)是由动物体的性腺、胎盘以及肾上腺等组织合成的一类化学物质,具有促进性器官成熟和维持性功能等重要生理作用。我们现在常见的女性避孕药和保胎药中都含性激素。但在一百年前,人类对这类化合物还几乎一无所知。它们的发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出生于120年前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布特南特。

1903年3月24日,布特南特生于德国不来梅港(Bremerhaven)附近的一个小镇。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展现出对化学和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开始从附近的药店买来药品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各种实验,其中一次,因为需要进行某种定量检测,他甚至试图购买1克剧毒的氰化钾。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很快在小镇上引发了恐慌,结果在当地警方的介入下,他才不得不中止了订购和实验。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历史悠久的马尔堡大学,之后又在名人辈出的哥廷根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布特南特的博士导师是阿道夫·奥托·赖因霍尔德·温道斯(Adolf Otto Reinhold Windaus,1876-1959)。作为当时著名的化学家,他自1901年起对胆固醇的化学结构和生理特性进行了长达30年的深入研究。1919年,温道斯成功将胆固醇转化为胆烷酸,证明了这两种生物分子之间的密切联系。

早先,人们发现从卵巢细胞中分泌出来的一些物质,只需要很少量就可以促进雌性小鼠的性成熟。在导师的建议下,布特南特博士毕业后就从这一现象出发,开始了对性激素的独立探索。1929年,布特南特经过不断改进提取方法,从大量孕妇的尿液中分离出一种具有雌性激素活性的物质——雌酮(Estrone)。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两位美国科学家多西(Edward Doisy)和艾伦(Edgar Allen)用类似的方式也得到了相同的晶体。

虽然布特南特不是成功分离雌酮的第一人,但在接下来的结构鉴定中,他在读博期间积累的甾体分子研究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年后,布特南特建立了雌酮的化学式C18H22O2,又率先在1932年得到了雌酮准确的结构式。这是最早被发现的具有激素活性的甾体化合物。取得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时,布特南特年仅28岁。

很快,另一种性激素雌三醇(Estriol)的化学结构也被布特南特解析出来,他还阐述了胆固醇、胆甾酸与雌酮、雌三醇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性激素成因和化学性质的关键一步。在女性怀孕期间起重要生理作用的激素孕酮(progesterone,也被称为黄体酮),也是首先由布特南特从猪的卵巢提取物中分离出纯品,并在1939年由他从胆甾醇出发合成出来。

既然有雌激素,那必然也会有雄激素。于是,布特南特又将柏林的警察动员起来,收集到了大量男性的尿液。1931年,他从中分离到一种男性激素“雄酮”(Androsterone)。此后,他又成功从睾丸的提取物中得到了另一种雄激素“睾酮”(Testosterone),并根据其化学结构,指出雄酮是睾酮的代谢产物。

1930年代,正当布特南特关于性激素的研究取得突破,科研事业进入巅峰时,纳粹党开始在德国掌权。

面对日益高压的政治气氛,德国的科学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相比于爱因斯坦等一批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的德国科学家,布特南特很少公开谈论政治,但从他当时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当时对纳粹政权不仅不反感,甚至对希特勒可能还有几分崇拜。1935年,他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期间收到了哈佛和芝加哥两所大学的聘用邀请。

这原本是一个逃离纳粹政权的好机会,但他仍然拒绝了邀请,坚持留在了德国。更为严重的是,布特南特还于1936年5月1日自愿加入了纳粹党。

布特南特的政治表态,很可能对他的职业晋升有重要帮助。就在加入纳粹党的同一年,他就得到了自己十分期待的职位——凯撒威廉生化研究所的主任。这可是在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研中心之一,而布特南特此时年仅33岁。值得一提的是,生化研究所的前任领导是卡尔·纽伯格(Carl Neuberg),他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1936年被迫离职,并在次年逃离了德国。

然而,布特南特很快也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39年,布特南特因其在性激素研究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放在今日,这必然是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但在1939年,布特南特的心情却是相当的忐忑不安。背后的原因还要追溯到1936年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是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是德国杰出的记者和政论家,也是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这次授奖引起了希特勒对诺奖委员会的极大不满。

于是,他在1937年颁布法令,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而且还新设立了个“德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奖”,以代替诺奖。

可到了1939年,偏偏又有包括布特南特在内的三位德国科学家获得诺奖,这简直就是存心和希特勒过不去。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是第一个接到瑞典方面通知的。

或许是太过兴奋,他很快就给诺奖委员会回信表示了感谢,并请求当局允许自己前去瑞典领奖。为了表示忠心,他甚至许诺会将奖金中的10万马克作为捐款支持德国的战争。可结果呢,他还是因为擅自回信,被盖世太保警察抓走拘留,直到他“婉拒”了这份期待已久的殊荣后才被释放。

有了前车之鉴,布特南特收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自然不敢乱说乱动。之后,布特南特和同获诺奖的里夏德·库恩(Richard Kuhn)都被叫到教育部,他们被要求各自签署一封已经准备好的给瑞典方面的回信,信的大意就是态度强硬地拒绝接受诺贝尔奖。两人起初并不情愿,但被告知内容是经过元首亲自审核的,不能有丝毫改动。威逼之下,二人只好无奈地在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1948年纳粹政权倒台,布特南特才有机会前往瑞典拿到自己的诺奖奖章和证书。但按规定,奖金逾期一年不领就要退回诺贝尔基金会。于是,布特南特因其当初的政治选择,成为了少数没有拿到诺贝尔奖金的诺奖得主。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诺奖风波让布特南特对纳粹政府的态度变得有些矛盾,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开启了一系列服务于战争的研究课题。

其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个项目,是希望找到一种可以增加红细胞数量的激素,以弥补轰炸机飞行员在高空时的缺氧问题。这是一个极为超前的研究方向。实际上,布特南特在二战期间苦心寻找的激素,正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直到1985年,人类才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帮助下首次合成。只不过此时人们已经不再关注飞行员的缺氧问题,而是试图利用EPO提高竞技场上运动员的成绩,使其一度成为一种难以检测的体育兴奋剂。

尽管布特南特艰难维持着实验室的运转,但生物化学的研究从理论探索到实际应用的转化周期很长,不像研究航天、火箭那样能对战争有立竿见影的支持,所以他领导的很多课题或因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或因课题本身太过超前,在当时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有意义的成果。

比劳而无功更为严重的是,布特南特还被怀疑在二战期间违反科研伦理,使用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血浆做实验,甚至有人认为他参与了生化武器的研发。这些指控虽然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成为其后半生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战争最后两年,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布特南特不得不将研究所从柏林迁至位于德国西南角的小城图宾根(德语:Tübingen)。1945年,图宾根市也被盟军占领。布特南特因服务纳粹政权,一度被盟军拘捕,但很快又恢复了自由。

德国战败之初,其国内的科研基础遭受严重的破坏,大量科研人员也被周边国家哄抢。此时,瑞士就向布特南特发来邀请,希望他加入巴塞尔大学的维他命研究所(Vitamin Institute)。

维他命研究所设备先进、资金充裕,从职业发展角度无疑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在布特南特犹豫不决时,巴塞尔大学甚至同意他不需要辞去德国的职位就可以担任新职。然而,布特南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机会,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德国的科研重建中。布特南特的爱国主义情怀一时间触动了德国的科学界,一些图宾根大学的学生甚至举着火把从学校走到布特南特的家,以表达他们对布特南特不离不弃的感激。

1956年,布特南特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并在原凯撒威廉生化研究所基础上牵头组建了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Biochemie)。目前,该研究所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病毒学研究中心。他还接替奥托·哈本(Otto Hahn),在1960-1972年担任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主席。

期间他主持了对德国科研制度的改革,改革措施对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布特南特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同时,也继续活跃在生化研究领域的一线。195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昆虫的性信息素探索中取得突破,发现了蚕蛾醇(Bombykol)。只需要极微量(纳克级别)的这种物质,成年雌性蚕蛾就可以吸引雄性前来交配。这是人类首次成功鉴定昆虫间气味交流的有效化学成分。

1995年1月18日,布特南特在慕尼黑离世,享年91岁。回顾二战时期的科学史,我们往往会关注那些旗帜鲜明地主持正义、反对暴政的科学家,但也有很多德国科学家或是出于对祖国的感情,或是由于对纳粹的错误认知,选择坚持留在祖国,然后在动荡时局的裹挟下被迫服务于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野蛮政权。可以说,布特南特就是后者中的典型代表。

遗憾的是,关于布特南特在纳粹执政期间的想法,以及战后重建德国科学的思考,我们能查到的相关资料并不多。但在科学方面,布特南特毫无疑问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他(及其团队)成功分离和鉴定了雌酮、雄酮、孕酮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分子,为人类认识生命现象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根据,是性激素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UUID: fdf3e036-69a0-4679-99aa-f45cc60ba389

原始文件名: /home/andie/dev/tudou/annot/AI语料库-20240917-V2/AI语料库/赛先生公众号-pdf2txt/2024/赛先生_2024-01-18_科学家与政治:一位诺奖得主在纳粹时代的抉择.txt

是否为广告: 否

处理费用: 0.0222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