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开始，中国科学开始了逐步融入世界科学的历程。从明末至清末的300年，是西方科学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期，即所谓“西学东渐”。这一时期，恰好是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年代。鸦片战争前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输入中国。洋务运动中更是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号召，这样就开启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事业。
然而，直到清朝覆亡，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任何独立的科研机构，事实上也没有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现代工业亦寥寥无几。
20世纪初叶，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将科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清末民初，科学救国思潮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留学生在欧美科学发达国家跟随著名科学家学习深造后归国，将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体制移植到中国，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给中国科学带来了新的希望。整合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其规模就超过了原中研院和平研院之和的数倍。经过院校调整，建立了以苏联高校为模式的一系列大学和专业院校，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
改革开放的年代，党和国家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摆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国家对科研体制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克服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科研单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在当前科技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科技界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科技体制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后发国家，利用科学为国家目标服务就成为中国当政者和科学家的首要任务。
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清末自强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清末民初的“科学救国”思潮，到解放初期的“向科学进军”，以及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和当今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民族复兴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