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时，我去科学家的办公室里捡破烂。俗话说，搬家三次等于失火一次。在搬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丢掉不少旧物，也可能丢了些珍贵的记忆。而一个研究所的搬迁就像是几百个家庭在搬家，在此过程中是不是也会遗漏不少“宝贝”？
本篇的作者在研究所搬迁的过程中开始“捡破烂”，她在老科学家印开蒲的实验室里“捡”到了不少老物件，于是就有了这篇“寻宝记”。一卷一世界，一物一乾坤。正值6月9日国际档案日，我们清点和打量这些珍贵的实物档案，更觉其记录历史和镌刻精神的意义。
2023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启动分批次搬迁，从华西坝园区陆续搬迁到科学城新园区。
每一个房间，都在进行着“扔、收、搬”的动作，扔掉那些已经没用的杂物，收拾起行囊和资料，打包搬到新的办公室。值此搬迁之际，对研究所一事一物有着细心观察和悉心关切的刘刚君书记，对经常往老同志办公室跑的我，交代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去老园区寻宝。他说，“很多老同志在生物所工作了一辈子，他们的办公室中，肯定存放着一些记录研究所科研过程、发展历史的文本和物件。
研究所有责任把这些物品收集起来，记录下来，展示出来，这将成为研究所发展历史过程中重要的实物资料。”
所以，搬迁过程中的我，比大家稍微多了两个动作，“翻”和“捡”。打开微信，跟老先生们一一约好时间，登门拜访。到他们的办公室，“翻箱倒柜”，捡出承载着研究所厚重历史和记录着科研日常的老物件。其中，“正规军”有旧书，有相册，有日记；“偏门奇货”有砍刀，有裤腿，有瓶子……
印开蒲1943年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研究员、生态学家。他60余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考察。他从绘制植被地图做起，参加了四川植被、四川薯蓣资源、横断山植被、重走威尔逊之路等多项科学考察，跑遍了中国西部；著有《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和《百年变迁——两位东西方植物学家的影像重逢》等著作。他为九寨沟和亚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大熊猫保护、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等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来到科研实验大楼印开蒲老师5楼角落的那间办公室，服役四、五十年的铁皮柜子已经被青年科学家搬走“据为己有”了，留下空间被岁月拓印出的柜子印痕。玻璃柜里也只剩下一些卷边的书本，还有一把老式藤椅坚守着办公桌。印老指着空旷得都有回声的办公室说：“小萍，看吧，我的办公室被‘洗劫一空’了，你来看看还能翻出什么东西？
”这时，印老从柜体下方翻出一个A4纸一半小、雕刻有梅花图和瓜果图的楠竹制小匣子，清脆的玻璃瓶碰撞的声音从匣子里传出来。匣子里是19个玻璃小瓶子，混有不同颜色的盖子上面贴着胶布，写着数字+文字，如“常绿阔1#”“沼植18#”……
印老打开了这个小匣子，也打开了话匣子。时间跳转回20世纪60年代，他刚毕业进入研究所的那个时候。
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达任务，每个省要开展全省的植被调查，以厘清各省的植被类型、成分、结构以及生态地理分布规律，为植物资源开发和农、林、牧、副产业发展等提供科学数据和理论依据。1963年，四川省植被调查工作启动，由中国科学院西南生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主持，相关科研、教学等单位共同协作。植被调查组总共组织了100多个调查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负责一个县的调查任务。
调查工作从四川东部（以下简称“川东”）地区植被调查开始，于1966年初步完成；然后做川南、川北地区，把四川盆地周边植被调查完了，再开展川西地区调查；其中，川西地区的调查最为艰苦。大范围、大面积开展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野外基础资料。
调查人员使用“样方法”，用绳子拉出一块长宽20米的面积，计算区域内分布的植物数量，从川东到川西，从河谷到山巅，调查出植物的水平和垂直分布情况，推算出县域及更大范围内植物分布情况。1976年全面完成了调查任务。在之后的时间里，需要绘制出四川植被类型图和四川植被区划图。
当时，植被调查组的组长是刘照光先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原所长），他根据学生的爱好特长安排分工。
陈庆恒（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已退休）因植被学基础很好，被安排负责植被学理论和植被区划部分。印开蒲因从小书画基础较好，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写写画画，擅长办板报，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学校师生在天府广场的游行庆典上举的展示牌就是印开蒲的书画作品。因此，植被类型图绘制的重任就交到了他的手中。
一接到任务，他就被派送到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跟着地理系老师专门学习地图绘制，学习了大半年。
学成回所需要动笔绘图的时候，一个问题摆在印开蒲面前。当时没有彩铅，经试验后发现也不能用管状的水彩颜料。因为水彩颜料不透明，会把下层部分遮挡，内容和文字被覆盖后就看不清了。脑瓜子活的他，四处想办法。因之前的工作接触过照片冲洗，他把主意打到了照相水彩颜料纸上。这已经消失在时代洪流中的物件，很遗憾，没有留下它的实物。过去给黑白照片着色时，会用到这种照相水彩颜料纸。它是一版一个颜色，共有12种颜色。
四川省地处中国大陆西南，拥有错综复杂的地势地貌，孕育出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是我国植被类型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四川植被调查采用“群丛、群系、植被型”作为植被类型，建立出22个类型，需要22个不同的颜色在这个图上表现出，所以下面需要调配更多的渐变颜色。印开蒲设定了22种颜色标准色后，就将编号和植被类型关联起来。后续配色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照相水彩颜料纸剪下来，装进玻璃小瓶子里浸泡。
再用花盘状的调色盘调配颜色。印开蒲很清楚地知道，哪种颜色混哪种颜色，才能得到需要的某一种色号。有时候是两种颜色配，有时候是三种颜色混，在调色盘调配好颜色后分装保存到22个小瓶子里，写好编号。使用时，用一支小的毛笔蘸着涂到相应的位置。印开蒲用这种动脑动手的方式，实现了工作中的发明创新。
镜头回到现在，81岁的印老翻看着这页已经泛黄的四川植被图，拿着20多岁的他使用过的小瓶子，讲述着植被调查工作的点点滴滴，如数家珍，仿佛这些工作就发生在昨天。植被分布是有规律的，在不同海拔、不同地区，有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
垂直分布就比如一座山，从山脚、山间、山顶，不同位置分布着不同的植被，按照大致规律，依次分布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灌丛、草甸、流石滩……体现在植被图里就是不同的颜色和斑块。
对照植被图左下角图示，标号为1的瓶子，调配的是常绿阔叶林用的最深绿的颜色，分布于雷波、美姑、大巴山地区等几个点位。
标号为2的是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使用的是稍微浅一点的绿色，一般分布于常绿阔叶林的外围地带。第3种是落叶阔叶林，分布在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的上方。另外还有低山、中山针叶林和亚高山针叶林等。竹林、竹丛是单独列出来的嫩绿色，主要分布在古蔺等地的长江边上。
再比如，水田属于栽培植被，是粉色部分，双季稻（一年三熟）主要分布在长江边上宜宾、南溪、江安、泸州和合江这些地方；旱地（冬闲一年一熟）是位于川东北的浅黄色和深黄色区域。植被图中还有一些“小可爱”符号，也是印开蒲用笔画的。比如经济林木里的苹果、柑橘、梨、荔枝、龙眼、茶叶、乌桕等。对照看图，荔枝分布于泸州合江一带，梨子分布于西部地区金川一带。
绘制植被图的底图是由地区测绘局提供的。
在前期大规模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先把县域的资料归纳起来，再合并到地区（现在的“市”），最后把结果汇总合并到省域，一步步从小归纳整合到大的地域单位。绘图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一点在于每个图斑周围的界限，需要用钢笔画出来。绘图时，采用的是1:1000000的比例，画完之后缩小为1:3000000比例印刷的。每一个小的地块底色都有外部框线，框线是用钢笔尖画的。遇到笔尖太粗怎么办？
墙壁或者地面磨尖了再画，否则画不出这样的块。遇到画错了的情况怎么办？植被图绘制，是不允许画错的，没有给你犯错的机会，所以心要细，手要稳。
1978年4月《四川植被》一书终于编著完成了，绘制出植被类型图和区划图。还因书中吕荣森老师拍摄的很多彩色照片，相比同期其他完成单位，《四川植被》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后来参加全国评奖，在1000多本书里脱颖而出，评选为十个一等奖之一。1980年于成都出版的《四川植被》一书，贡嘎山南坡九龙县植被垂直分布。
50多年过去了，小瓶子里面的液体已经干了，留下的是地图上对应不同植被涂画的颜色，永不褪色。
1980年出版的《四川植被》一书，是四川省植被研究的标志性节点，作为省区植被研究成果的具体表现和全面概括，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植被与环境关系研究、自然保护区及农林业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领域。后期，研究人员还参与完成了《中国植被》编写任务。调查资料为国家资源普查、农林副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技术和经验。
距离出版至今，已经过去44年了，《四川植被》依然在研究所图书馆借阅记录中活跃着。在当前工作中，尤其是四川区域植被野外调查、植被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报告编制过程中，本书仍在服役中，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由于自然环境变化、人为活动影响等因素，四川植被分布现状有所改变，《四川植被》及《四川植被类型图》在为生态、林业、环保等行业提供准确而有价值的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时，难免会存在一些类型缺失、边界不准、数据失真的问题。
四川植被研究应发挥研究所的基础积累优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抓住《中国植被志》编研以及新一代中国植被图项目开展的契机，对薄弱区域、类群的植被资料进行野外补充调查和数据收集，利用新型信息网络技术和平台资源优势，尽早启动《四川植被》的修订和更大比例尺的新一代动态监测型四川植被图绘制，以期更好地为我省生态文明服务。
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我还在继续扫着货。门后的旮旯、抽屉的角落，怎能不“翻”“捡”。这不，两个宝贝又被收入囊中。这些植被调查工作中保存下来的老宝贝物件，在野外工作或待命了六十多年，是时候上交“国库”了。
一个被印老称为“圆月弯刀”的红色镰刀，刀口处还闪着冷光。只见他拿起刀，还不忘挥舞两下；而这圈摸起来厚实毛绒的绑腿，还是当地老乡送给印老的。身手矫健的印老高抬腿给我示范了“急行军”打绑腿的全过程。弯刀和绑腿有什么用？让我们跟着印老一起，来到野外看看小小的它们，发挥着什么作用。
在四川植被工作过程中，印开蒲比其他人，任务更艰巨一些。作为绘图员，要做到“胸有成竹”，几乎全省的每个地方他都要走遍。印开蒲指着图，细数着那些年他走过的四川边界地区，比如秀山（现属重庆市，四川盆地东南缘外侧）、巫山-巫溪（现属重庆市，四川盆地东部）、若尔盖-红原（四川北部）、石渠（四川西北部）、德荣（四川西南部）等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世纪60至70年代，是科学考察工作中最艰苦的年代。
首先是交通不便，无论是川西或是四川盆地周边山区，除县一级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可以通车外，区、乡、村考察几乎全靠步行。有时可以雇到几匹马，也只能用来驮运考察用的粮食、帐篷和采集植物标本的工具。另外，当时一个人一天的伙食补助是1毛钱，常常因为工作量大，吃不饱饭，尤其是在粮食短缺时期，考察工作几乎是在极度饥饿的状况下进行的。植物学家认植物的特征就发挥出来了，用于寻找野菜充饥。
每一种野菜都会产生不同的“后遗症”：蕨苔（Pteridium aquilinum var.latiusculum）和刺龙苞（Aralia chinensis）吃了会口冒清水；紫花碎米荠（Cardamine tangutorum）吃了会让人从饱腹感到便秘感……
野外基本没有任何住宿条件，经常发生“人虫大战”。房间里有虱子、跳蚤、臭虫、蚊虫，野外有小咬、草虱、牛虻和蚂蟥等，让人又痒又痛，又流血来又流泪。四川地形复杂，气候多样。野外考察过程中，会遇到冷的、热的，下雨的、下雪的，各种突发天气状况。这时候，各种各样的“宝贝”工具就派上了用场。
比如前往德荣，当时就是印开蒲和吕荣森一起从云南中甸走路过去的。
草木繁茂的地方，遇山开山，他们活生生用“圆月弯刀”砍出了一条条调查之路。而冰天雪地里，印老自有他的“御寒”法宝。这不，他又从柜子里掏出了“绑得容易”——当地居民赠送的毛圈绑腿神器。在雪地里穿行的时候，缠在裤腿外面绑腿用的保暖物。穿了这个毛圈绑腿神器，雪不会沾到裤腿上，下雪打不湿裤子，就像多穿一条毛裤一样，既防雪又暖和，走路干活还比多穿一条厚裤子更灵活。
“自然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天书，”这是印开蒲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的一句名言。从1961年6月由成都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现康定市）沿途采集标本的第一次正式科学考察开始，印开蒲在这条科考路上已整整走过了63年。一把尺子、一支笔、一条绳子、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标本夹、一沓粮票，就这样走着，走着。
他走着路、他挑着担、他骑着马，他坐着摩的（农村地区的摩托车运营商）、他坐着拖拉机、他坐着火车，一路前行在这条生物资源考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沿途的风景，他欢心地看着，热爱着，好奇着，记录着，成就了他的人生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