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精神”是物理学家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尼尔斯·玻尔研究所的生活情节的描述。这个术语最初由海森堡在他的关于量子理论的教科书中使用，指的是研究问题的一条特殊进路。总的来说，哥本哈根精神意指研究问题的一条普遍进路和人们追求自己研究的自由。
玻尔的特殊能力是提出各种独立思想，而不是委派具体工作。这种学术独立性的培养包括鼓励在工作与玩儿时营造一种不拘礼节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例如，玻尔喜欢美国西部电影，物理学家们经常同他一起观看。玻尔的特殊交流方式，被他的合作者视为有益于开创科学工作，这不只是玻尔吸引和激励学生的部分策略，而且反映了玻尔个性的基本特点。
玻尔由于讲话声音很低，经常被描述为是一位不完美的演讲家，这时，他发现，以发表独白的方式，很难表达他的物理学推理。根据他的许多同事的观点，玻尔为了解决他在物理学或其他方面的学术问题，总是需要一位共鸣者。玻尔的特殊交流方式，被他的合作者视为有益于开创科学工作，这不只是玻尔吸引和激励学生的部分策略，而且反映了玻尔个性的基本特点。
像大多数家庭那样，孩子对父亲的让步是有限的，不管对他多么尊敬。有时，人们对失去自立的恐惧可能会胜过与玻尔一起工作的快乐。在一次采访中，威斯科普夫就表示怀疑这份工作总是“完全积极的经历”。他半开玩笑地用了“牺牲品”乃至“奴隶”这样的术语来代替更令人欣慰的“助理”一词，并且意指，长期与玻尔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泯灭了被认为是独立思想家的年轻物理学家。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研究所里，除了特别积极的经历之外，我只能找到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也是最著名的例外，是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克拉克·斯莱特的回忆。他在哥本哈根的日子形容为是“可怕的”。他在丹麦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即，自己独立工作，在停留的这段时间里，他再没有与玻尔见面。
在研究所里，另一个消极经历是著名的美国分子化学家和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的回忆。鲍林最初的职业是一名物理学家，1927年春天，他以此身份在研究所访问了一个月。鲍林讲过，在他访问期间，玻尔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并且，他可以记得在研究所里根本没有讨论会。相比之下，他发现阿诺德·索末菲是一位杰出的老师，总是对他的学生的工作作出回应。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挪威]芬·奥瑟鲁德著，成素梅、赵峰芳译《科学的转型：尼尔斯·玻尔、慈善事业和核物理学的兴起》一书“序言”部分。有删节，原文标题“哥本哈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