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图是描绘天上恒星分布和排列组合的图像，它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记录星空的某种反映，也是研究和学习天文学的重要工具。自古以来，灿烂壮丽的星空一直吸引着不同人类文明的目光。最初人们仰观天空，并不能理解其中的规律，随着对星空观察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不同星体位置及特征的认识不断清晰起来。于是，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忆，先人把夜空中的繁星划分成群、联合成象，形成了不同的星官或星座。
为了传播和交流这些星官，人们将其绘制于不同材质之上，便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星图。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认为天上的某些天象与地上发生的事件相对应，且这种对应关系是固定持久的。现存的早期星图大多出土于各类墓葬当中，这些星图主要以壁画的形式绘制于墓室的顶部和四壁。墓葬星图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史记》中就有秦始皇陵“上具天文”的记载，这应当就是在墓室顶部绘制星象图。
墓葬星图历经两汉、南北朝，至隋唐而盛行，一直到宋辽时期仍时有发现。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用蚌壳等拼砌而成的青龙、白虎和北斗图形，这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较早的示意性天文星象图。在墓葬中，壁画是描绘星图最好的载体之一。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现有一座西汉壁画墓，其年代约为西汉晚期宣元之后（汉宣帝、汉元帝之后）、王莽即位之前（约前73～8年）。
壁画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中间用朱红色菱形几何纹隔开。壁画的下半部分为象征性的波浪状山川，以及在山中觅食的虎、鹿、野猪、天鹅等禽兽，代表人类生活的大地；壁画的上半部分主要为墓室顶部的天象星图。这件壁画星图多处采用人物或动物形象来表现传统星官。例如，毕宿八星原本为捕捉鸟兽的网形器具，图中将其画成一人执毕跨步追赶兔子状，十分生动。
又如，因为古人看到由鬼宿星团所有恒星混在一起发出一团朦朦白光，犹如鬼火，所以古称鬼宿星团为“积尸气”，因此把鬼宿画成两人抬舆、上坐一个怪物的样子。此外，图中的牛宿绘成牛郎牵牛，女宿绘成织女，表明了牛、女二宿向牵牛和织女星官转化的迹象。星图中使用动物形象的画面则包括有娄宿绘有一只奔跑的动物，昴宿绘有马，以及觜宿绘有鸱鸮等。2003年，河南洛阳尹屯发现新莽时期的壁画墓，其中包括星图壁画。
尹屯新莽墓星图与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图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以直线连接诸星形成星官，且兼顾星与象的绘制。2015年，在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发现一处早期被盗的汉代壁画墓，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晚期。该墓由墓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墓室为砖券拱顶结构，墓室平面近“日”字形，墓室顶部绘有三垣、二十八宿及其他不同星官的星图。
该天文星图以“北斗”为中心，以二十八宿为边界，主要描绘了二十八宿以内天区的主要星官，整体结构属于早期“三垣二十八宿”体系，且大多数星宿和星官有题名，并绘有人物或动物图像，是一幅兼具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汉代天文图。除二十八宿外，杨桥畔东汉墓星图壁画中还绘有“三台”“天牢”“五车”“军市”“弧矢”“狼”“司命”“司禄”等星官，部分星官同样配有人物和动物图像，如“弧矢”和“狼”就反映了“弧矢射天狼”的场景。
另外，还有做牵牛状的“牛郎”和做织布状的“织女”，以及伏羲、女娲的形象。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墓室壁画星图多为象征性，星数一般不多，位置通常也不够精确。北魏元乂墓星象图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是已知星图中较早具有写实性质的星图，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星图从示意性向基于天文观测的实测星象图转变的过程。
1971年，在河北宣化发现了辽代晚期张世卿家族墓葬群，共计十几座，年代分别自大安九年（1083年）至天庆七年（1117年），墓主人大多是没有官职的汉族平民。这些墓葬中基本都有精美的壁画，其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堪称辽代壁画的瑰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座建于天庆六年的墓葬，墓主人为辽代汉族官员张世卿。张世卿墓穹顶上绘有一幅彩色星象图，直径约为2.17米，被称为“宣化辽墓星象图”。
该图也是已知较早绘有黄道十二宫的中国古代星图，反映了隋唐以来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等地区的天文学交流情况。除了壁画星图，古代墓葬中的一些器物上也具有星图图案，有的起着装饰效果，有的则具有天文上的实用性。这些不仅具有装饰性，而且也反映了古人死后希望能通天或重生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