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我国古代科技（理、工、医学和农业等等）专业知识普及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图像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华历史进程里，摄影技术的发明尚不足200年，此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因而古人留下的图画（形象资料）哪怕只有寥寥几笔也弥足珍贵。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图像和文字各有自己的任务和特点，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说：“有时，用抽象的语言无法表达清楚的内容，可通过直观的图像让读者一目了然；相应的，单纯的图像无法讲述曲折的故事或阐发精微的哲理，这时便轮到文字‘大放光彩’了”。
本文讨论的图像是泛指一切图像，或者说包括一切形象资料。它们既包括描绘出人（物）和器具等外貌特征的造像图、介绍技术工艺等细节的流程图、学者在思考问题时候手绘的示意图，也包括专业画家创作的艺术品，和我国古代留存的数量巨大的壁画、石刻雕塑等等。笔者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把注意点放在以解读知识为目的实用性图像上。按其主要功能从造像、图示和叙事三个方面来讨论。
造像用写实的笔墨画出物体的外貌，就称为实物造像，这是图像的一种最基本的功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没有看到的东西，说的再多也让人一头雾水。古人用“空谷传声”来比喻读无图之书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鲁迅先生也说过如果有人问他“这山是‘峻增’的，那山是‘蝗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他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对图像很有研究的宋代学者郑樵说：“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
”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国古代有一种“重文轻图”的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书写工具是竹简，面积狭窄，不利于图像的绘制和保存，从而给知识的理解和传承带来了困难。
事实上，自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之后，宋元明清时期印刷出版了大量科技典籍，插图也多以写实为主，画风朴素、形象生动。
《王祯农书》、《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本草纲目》、《武经总要》等名著都因配绘了大量插图提高了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另有《救荒本草》、《增订图注本草备要》中的本草插图，《便民图纂》中的百谷、农器图谱，《安骥集》中的马匹插图，《河工器具图说》、《三书宝鉴》和《博古图》中关于武备金银器皿的插图都是为实物造像的图谱，因刻绘精彩，为藏书家所珍爱。
图示指既表现物体的外部轮廓，又详细描绘出物体的内部结构，从而揭示物体构造和原理的图称为图示或图解。它对我国古代的制造业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中国古人发明了两台著名的科学装置：宋代学者苏颂发明的“水运仪像台”和汉代张衡创制的“候风地动仪”，虽然都已佚亡，但前者留下了由苏颂撰写的《新仪象法要》三卷，内附64幅插图，为这项世界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叙事是图像另一个主要功能，即用图来说故事。我国上古时期民众缺乏文化，统治者依赖图像直观、形象和一目了然的特点，在宫殿、寺庙、祠堂等建筑物的墙壁上绘了大幅的壁画，用来装饰墙壁、夸耀武功、表彰功臣、教化民众。墓室中也有壁画，它们大抵宣扬墓主生前显赫的生活场景。绘制壁画的做法为后来各朝代延续。我国至今还保存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壁画，其中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面积达4.5万平方米，是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
解读正由于我国古代图像的弥足珍贵，所以后人在观看欣赏的时候应该存一种敬畏之心，读图不能够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是要对图像认真仔细、不止一次地阅读，并且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思考，才能够有所收获。
考证倘若我们在读画时发现了一些困惑和疑问，可通过检索找到与图相关的文字，相互对照印证，由此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研究某个学科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时，不妨找一些与其相关的图像资料来参考。由于对研究结果早已有所期待，故研究者面对卷帙浩繁的资料图库，常常会一眼发现对自己重要的图像，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
古为今用我国古代铜镜中，有一种称为“水银包浆”的镜子，它好像被包裹着一层水银，雪白光亮，“鬓眉微毫、可得而察”，埋于地下竟千年不锈。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和中科院上海材料研究所运用现代技术分析得知铜镜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薄膜，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锡，那么这层薄膜是什么材料，如何形成的呢？科研人员试了许多方法，均无功而返。
恰在此时，有人正对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磨镜图》（相传为明代画家郭诩所绘）在作分析。此画的右下方处，一位老翁紧握着毡团，骑在一条板凳上磨铜镜。凳边放着一个瓶罐，里面装的大概是磨镜药。于是，科研人员参考古镜薄膜的成分配制了一种磨镜药，仿效老翁用毡团沾取磨镜药摩擦复制铜镜。不一会儿，镜面居然也白亮如银，后用现代仪器检测，其效果与古镜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