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健康组织宣布我们陷入了同时发生的第二场灾难之中：一场信息疫情（infodemic）。这场全球危机的特点是虚假或错误信息的迅速传播，主要集中在数字空间。令人担心的是，不准确会让公众迷失在虚假的海洋之中。最终，这种大规模的迷失会导致人们伤害自己和他人。
为了遏制不断上涨的错误信息浪潮，一些机构已投入大量资源来量化错误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和影响。一些相关的报告产出已催生立法，旨在限制网络虚假新闻。
但是，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不相信错误信息有如此大的威力，或者认为与过去相比错误信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事实上，他们认为，我们可能过早地陷入了错误信息的道德恐慌之中。
研究错误信息特别棘手，部分原因是语义上的，对于什么构成了错误信息，即使是科学界也没有形成很好的共识。错误信息通常被定义为事实上不准确但无意欺骗的任何信息：换言之，人们说错了。然而，它经常被称为虚假信息和宣传信息，前者是恶意传播的不准确信息，后者是为了在政治上影响人们的、充斥着偏见辞藻的信息。
问题在于，试图量化或测试人们对错误信息敏感性的研究往往会同时包括相对无害的不准确信息和危险的阴谋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定义，错误信息都已经存在很久了。自从人类语言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谎言、荒诞故事、神话、伪科学、半真半假和完全不准确的信息的世界里。
自黄色新闻年代以来，新闻和书籍的标准已经全面提升了。但日常交流不会遵循同样严格的标准，你不太可能在和祖母一块吃晚饭时拿出一本参考书目，开始核对她说的话是否是事实。当下，许多这样的人际交流发生在线上。在一个给定的网络空间内，简单地量化错误信息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奥斯曼所说，“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准确的”。并且，要证明错误信息对于个人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还会更加困难。
量化错误信息、确定谁容易受其影响的大部分理由都基于一个假设，即吸收错误信息会改变人们的信念，导致人们表现得不理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新冠疫情的错误信息，这被认为是许多人后来对于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原因。大量研究揭示了吸收错误信息和对接种疫苗感到犹豫之间的关系。但是，要证明二者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棘手的。
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穷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还是其他人，试图找出最容易接受错误信息的特定群体往往也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我们所有人都容易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这只是取决于信息如何呈现。
奥斯曼将这种恐慌与过去几十年对暴力电子游戏的恐慌进行比较。尽管许多头条和政客宣称像《侠盗飞车》和《使命召唤》这样的游戏让青少年更具进攻性了，实际上没有研究真正发现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担心完全合理。在我们知道一项新技术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之前，谨慎使用是有道理的。而最近，我们几乎没时间这么做。过去的三十年里，信息分享技术飞速发展，从手机到电子邮件再到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使之达到了顶峰，我们能够用一台时尚且便携的设备访问所有信息。信息分享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在许多情况下也令人害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上错误信息的传播总是良性的，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尝试以任何方式监管它。奥斯曼提到，如果我们要以全面推行新立法或让科技巨头们自己施加限制的方式加以应对，我们需要确定问题到底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虚假新闻、虚假信念和道德恐慌并不是新现象，社会已经有数千年的经验，无论经验好坏。贝希利瓦尼迪斯（Bechlivanidis）说：“我认为，我们能很好地处理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