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P-1类减重药正在引领一场新的医药革命。当我们追根溯源的时候，才发现它们的研发历史竟是由一系列“逆袭”的故事串成的。
最早发现、研究GLP-1的科研人员在学术会议上遭受冷遇，他们的报告现场门可罗雀。在阐明GLP-1生物机理方面做出关键贡献的女化学家Svetlana Mojsov几乎被历史遗忘。27年前，她决定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应得的认可和权益。
John Eng从希拉毒蜥的毒液中发现第一个具有成药性的GLP-1多肽——艾塞那肽，但由于其所在医疗研究机构对这一成果不感兴趣，他只能自掏腰包申请专利。专利批准后，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了愿意开发艾塞那肽的生物技术公司。在诺和诺德工作的Lotte Bjerre Knudsen孤军奋战，在管理层耐心几乎耗尽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延长GLP-1体内半衰期的办法。
诺和诺德的GLP-1团队后来又花了半年的时间游说CEO，让他改变观念，意识到肥胖是一种疾病，而不是性格缺陷。减重应该成为GLP-1药物的下一个主攻方向。
礼来的管线项目陷于长期的官僚泥潭中，使得有潜力的创新项目无法前行。直到内部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最具市场潜力的GLP-1类药才得以脱颖而出。
当今天全世界都在为GLP-1减重药疯狂时，我们不应忘记，它们的成功离不开几代人的坚持和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