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科学史家戈革是中国文化界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曾有过一段英雄相惜的佳话。戈革曾为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人物治印，刻印1500余方，成就《金书人物印谱》，而金庸也深为感动，表示设法资助出版。然而，这部分承诺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当金庸和戈革先生仙逝后，《印谱》的出版更是遥遥无期。
本文从金庸和戈革的交往、《印谱》的版权纠葛、文化界的人情冷暖等方面，探索《印谱》出版背后的故事，以及这段文化历史所带来的思考。
坊间流传金庸致戈革先生的信中，金庸表示十分感动戈革为其小说人物治印，并承诺在《明报月刊》发表，大功告成后设法资助付印，以酬知己。然而，这部分承诺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当金庸和戈革先生仙逝后，《印谱》的出版更是遥遥无期。
尽管戈革先生花费一年时间为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人物治印，刻印1500余方，成就《金书人物印谱》，金庸却没有践诺，戈先生几次去信皆无回音。当然，戈先生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也没有如金庸所言“草成是书，由弟出版”。
至于金庸大侠为何爽约，坊间也有猜测，但这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2007年12月29日戈革先生谢世。所幸之后不久，中华书局就出版了《挑灯看剑话金庸》，版权页上注的出版日期是2008年1月1日。不过，《印谱》依旧未能面世。
2018年2月临近春节的时候，依照金庸给戈革先生信上的地址，作者给他写信，书略曰：坊间流传金先生给戈先生的信，显示金大侠曾经承诺要出版戈先生所刻《金书人物印谱》“以酬知己”。戈先生耗时近两年，刻成是书。于今戈先生驾鹤西行已逾十载，而仍不见《金书人物印谱》付印，不知金大侠是否依然践诺？
2018年5月21日，收到一封金庸秘书的电邮，说金庸先生推荐广州一家公司出版《印谱》。让作者直接和该出版社的社长联系。大喜，马上照秘书先生的指示与社长联系。对方很热情，但指出出版《印谱》关键于两点：作品质量和版权。他要先看样品。
作者即刻联系戈先生在北京的弟子程宏兄，告知情况，要他帮助找戈先生的女公子戈疆，满足出版社的要求。程宏兄很快就扫描了《印谱》，电邮给了出版社。社长认为扫描版不够清楚。作者告诉社长不用担心，如果因为印谱曾经失去过一次（被台商沈先生拿走，来龙去脉将在下节讲述），戈家害怕拓本再次丢失不敢轻易付人，我存有一套完整的拓本，是戈先生所赐。我愿意拿出来，甚至赠送给他。但是，问题卡在了版权上。
戈革先生立有遗嘱：百年后其著述和物质财产皆由外孙继承。照理这很清楚，《金书人物印谱》版权属戈家，而戈家自然希望出版《印谱》。可是，戈家不能提供印石，而戈先生的遗嘱也没有专就《印谱》列出特别的说明。
戈先生辞世后，戈家女公子戈疆去过台湾，找到接管了远景出版公司的沈妻。对方说远景出版公司有段时期陷入财政危机，印石抵了债。她也不愿透露获得印石的债主。戈家女公子失望而归。
现在有了出版社，关键在于戈家找不到戈、沈二人就印谱签订的出版合同，那就必须要有印石的下落才好。作者对找到沈妻就会有好的结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的目的不同于戈家女公子。她是要追回印石，而我只要印石的现在持有者同意出版《印谱》就可以了。
毕竟，《印谱》的出版会成就戈、金两位文化名人间的一段美谈；而且就我读到的资料，沈登恩先生有“小侠”之称，出版印谱也是完成他对戈先生的承诺，而沈妻的公众人设也是文化护卫者，许多描述都说她是位爱书之人，所以才能在其夫亡故之后，勇敢地站出来担起财政困难的出版社云云。
拜互联网之赐，找到沈妻并没有太费事。之前，作者在网上读到台湾地区一位出版界老前辈周老先生记念沈登恩先生的文章。
又从网上搜索到了这位周老先生的电邮信箱，于是给他发了电邮呈述原由，请他为我提供沈妻的电邮信箱。周老古道热肠，给沈妻发了一封电邮，并把我也列为收件者。有了沈妻的信箱后，我即联系上她，告知现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印谱》，成就戈、金间的一段佳话，也弥补沈先生未能出版印谱的遗憾。当然，如果她的出版社还愿意出版《印谱》的话，她仍具有优先选择权。
沈妻复信的要点是：沈先生花了一万美金买下印谱（章）准备出版；在不得已（远景后来的财务状况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将此印谱（章）卖给了一位朋友；她对这位友人也不熟悉。
我不甘心，又再三发电邮给沈妻表达意见，大意是：同意出版《印谱》的出版社并不是为牟利。我也要动员一些朋友来买些书，以减轻出版社的负担。对您来说，出版《印谱》，可以完成沈先生的一个愿望，是好事，也是善事。也可告慰沈先生在天之灵。
如果远景依然有出版《印谱》的愿望，那就更好，由你们来出版；如果没有，为什么不能促成好事呢？在出版说明中，自然会感谢您和贵友的帮助，让世人知道是你们让戈先生的成果得以面世。我们无意追究沈先生和贵友的交易，只是希望贵友能同意出版《印谱》，不因为拥有印石，就来追究出版社侵权。如果您觉得说服贵友有难度，请给我贵友的联系方式，由我来请求贵友。出版《印谱》也会提高其知名度，贵友的收藏也将更有价值。
这对贵友也是好事。如果您和贵友失联，那没有关系。请提供给我贵友的尊姓大名，由我来寻找。
总之，我觉得这是利人利己的善事。请您尽快回复，让我们趁热打铁完成此举。但是，沈妻就是不肯告诉我获得印石者的姓名，尽管我再三去信，她却不再回复。
周老先生对这一结果也非常失望。他又告诉我，《信报》的林行止先生与沈是好朋友，而且在沈最困难的时候，林为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你找林行止先生问问，他或许知道一些情况。”这不就是那位激赏戈先生文字的香江健笔吗？对啊，如果林先生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一定会出手帮忙的！
再向江湖发求助信。很快，学长刘钝教授就帮助找到了林先生写社评的编辑部之电邮信箱。我写了信，请他们转达我在找林先生，因为戈先生在其著作《半甲园丛稿》的自序中说到和林先生有文字交往，我想就戈革先生的《印谱》方面的一些事请教林先生。但信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听说林先生已经封笔退休，而编辑部又不肯接招，出版之事又失去动力。正在犯难之际，得学弟王树军提示，上海有位陈子善先生也和台湾地区出版商沈先生有交谊。
虽然陈先生与戈先生素未面谋，但他钦佩戈先生的才华，在戈先生去世后，写有专文“向来喜怒形于色，只因吾心不太平”来悼念。文章中谈到2001年秋，沈过沪，陈先生去沈下榻的宾馆看他，进其房门便见有一个大箱子，陈先生以为是沈新出的书，而里面居然装满了“石头”，正是《印谱》的印石。恰好戈先生的弟子们正在编辑《独具一戈——戈革纪念文集》，而陈先生的文章也在录用名单之中，他们也正在就文集的事找陈先生。
于是我到网上搜寻，还真找到有位吴先生著文言及自己与陈先生有交谊。根据文中的电邮地址，我冒昧致函吴先生询问陈先生的通讯方式，但是不见回音。
失望之际，事情再度峰回路转。友人厚宇德教授指出，既然知道陈先生供职的学校，就不难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厚教授自告奋勇寻找，很快就把陈先生电邮信箱提供给了我。有了电邮信箱，我给陈先生发信，代人请他授权文章，顺便打探印石事宜，很快就有了回信。
陈先生回信告诉了他的地址，希望戈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后给他寄赠一册。就印石一事他说：关于戈革先生的《金庸小说人物》(按应为《金书人物印谱》）印石的下落，我也一无所知，也不知向哪里打听。如果有原拓印谱，拙见可以出版，因为版权是属于戈革先生女儿的。但是，如果没有原拓印谱，恐一时无法可想了。
这一结果令人有些失望。不过，陈先生就版权的说法有些道理。是啊，《印谱》属戈先生著作，照其遗嘱，该书版权属于戈革先生外孙，戈家和我都有原拓印谱，无奈金庸指定的出版社一定要有更确切的版权证明！
就在失望的同时，在寻找林行止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树军学弟与旅居美国的严老先生相熟，后者常在香港发表文章。严老先生提供了一个人的电邮，说此君和林关系甚密，通过他，一定能找到林行止先生。我立即写电子信给此君。过些时候，有了回答：林行止先生已经“隐退江湖，不再过问世事”。
林行止先生的回答饶有趣味：他不说自己不知道石头的下落，而是表明不愿涉入其中。我又记起台湾地区出版界的前辈周老所言：“在沈最困难的时候，林为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次力争出版《金书人物印谱》是许多热心人的共同努力，但其中也有许多让人遗憾和不解的人和事。
当然，这也不能归罪出版社，他们要保护自己，不愿涉险，怕万一卷入版权纠纷。从戈先生发表的文字可以知道，就《印谱》而言，他和台湾地区的出版商沈先生是有出版合同的。根据戈先生生前努力要追回印石，而沈妻也未用这份合同来堵我的要求这一事实，故此我判断这份合同大概率对戈家是有利的。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如下思考：⑴戈先生在《半甲园丛稿》“自序”中说他的书物是被沈登恩先生“借（骗）”而去；⑵如果是沈家有版权，戈先生生前就不会有索还书稿和印石的举动；⑶我给沈妻的所有电子信台湾出版界的前辈周老先生也是收件人，就颜面上来说，如果她有版权的话，她也该是会给我展示的，她会理直气壮地回我“我们有版权，这里没有你可以插手的事”，而不该是回避；⑷另一个旁证是，沈家退还了《印谱》和其他两部书稿给戈先生。
可惜，戈先生突然去世，未能交代此事，戈家找不到这份合同。那么，找到印石的下落，由其拥有者声明支持出版《印谱》就是出版社唯一可以接受的选项。最令人失望的是沈家。一是不该承诺并签了出版印谱的合同后，却“一拖数载”不出书，还把印石用于抵债。而且在我告诉沈妻戈家不再追究石头所有权，只求能帮助成全《印谱》的出版，成就一段人间美谈之后，仍漠视。
这次的努力可以说是最接近实现《印谱》出版的尝试。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有力的冲刺，因为现在不仅戈先生谢世已有十数年，可能出版《印谱》的大金主金庸先生也早于2018年10月30日驾鹤西行。今后即使再有人想成就出版《印谱》的盛举，如果不能落实版权，也无法施行。了解事件真相的人，要么拒绝合作，要么“不再过问世事”，随着当事人逐渐淡入历史，出版《印谱》的希望就愈加渺茫。只可惜这次的努力功败垂成！
《印谱》未能出版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损失，这十分令人扼腕。戈革先生与金庸大侠，戈革先生与台商小侠沈登恩先生之间，因《印谱》而演化出来的故事于人性的丰富复杂就有着巨大的示范意味，华丽的公众形象之后有着更为真实的凡胎血肉。
作者熊伟毕业于吉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1985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理学硕士，现居加拿大，从事软件开发。原题“一年一千五百印，功败垂成谁酬勤？——记为出版《金书人物印谱》的无功尝试”，首刊《科学文化评论》2022年第19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