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做出退学决定，办理博士退学手续可简单太多了。2022年10月，赵科在一天内盖齐了退学手续的章。他谨慎组织措辞，给导师发去信息，对方没有回复，几分钟后把他从所有群组迁出。赵科并不是离开实验室的唯一一人，他走之后，一位同门换了导师。此前，他们私下互相给对方当树洞，大家共同的困境是，导师接了太多的横向课题，但大都与自己所做的方向不符。
入学第一年，我就想走，那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在这里得不到我想要的指导，赵科曾试图委婉跟导师提出，需要充分的时间写论文，导师的回复大都是，那说明你还不够勤奋，别人为什么就有时间写论文呢？如果没有天分，就需要更努力。近1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发展愈发凸显。2011年-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从6.56万增长到11.6万，在学博士研究生数量从27.13万增至46.65万。
2019年，赵科入学那年，我国新招收的博士生突破10万人大关，整体在学博士生规模达到42.4万。与之相伴的，是大面积的博士延毕和清退现象。根据《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一部分在读博士生无法继续学业，最终选择退学。
导师只是其中一方面因素，在当前难以根绝的学术绩效评价导向下，科研压力层层转嫁，部分导师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对博士生培养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以此为基调，更多博士戏谑自己为“牛马”“工具人”。其实对于做横向这件事，我们也很挣扎，不接横向课题，就没有足够经费维持实验室运转，一个实验室，从场地费、耗材、到仪器设备，给大家的工资，全是用钱的地方。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疲于做横向，跟甲方扯皮，但看不到自己的成长，赵科说。2019年，Nature访问了中国690位博士生，当被问及“博士生涯多大程度满足了预期”，45%的人选择了“未达预期”。40%的博士生表示出现抑郁焦虑，并为此寻求过心理帮助。